中国魔术：瞬间造城运动-美国国家地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6-15 23:55:37 / 个人分类：生活滋味
最近出差，在火车站买了一本《华夏地理》，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国家地理（NG），是National Geography国内的代理或合作伙伴时尚杂志社主办的一份探险和调查类杂志。最近一期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调查很有意思。比较符合我一直在关注的中国的工业化主题。现转载一篇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文章，这篇文章部分的揭示了早期温州模式的工业化之路，很有中国特色，这是外国记者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的一个粗浅认识，虽粗浅，但切中褃檠。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不可挡。本文的作者和摄影师深入浙江腹地，连续13个月跟踪一个小镇的扩张历程。两人通过自己的视角，用两位中国老板的创业故事探讨了诸如农民劳工、温州模式和城市扩张等一系列问题。
摄影/马克·梁
王老板和高老板的制环王之路
时间是下午2 点30 分，两位老板开始设计工厂。他们租用的这座三层建筑空空如也：白墙光地，前门无锁。丽水经济开发区内的一切都是如此开放，任你来去。厂房周边的建筑也还都是空壳，一条土路夹在当中，通向尚未竣工的高速公路。空白的银色广告牌反射着天空，被广而告之的只有10 月下旬的阳光。
王爱国和高肖孟驱车128公里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温州市来到此地。他们是亲戚，舅甥俩此番是来丽水创业。我在厂门口见到高老板，他对我解释说：“这一整片地方刚刚开放，温州以前也这样。但现在太贵了，尤其是对小公司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好些。”
在底楼，一个建筑承包商和他的助手跟我们会合。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也没有人带尺子或铅垂线。取而代之的是高老板给大家发555牌香烟，算是开场。他33岁，留寸头，有点紧张兮兮的，舅舅在身边时尤其紧张得厉害。等大家都点上烟，这个年轻人就从挎包里掏出钢笔和纸片。
他首先画出房间的外墙，然后开始设计，每条线都代表着待安装的一堵墙壁。工厂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初具雏形。高老板在西南角又画了两条线： 这是未来的机械室。旁边是化学实验室，接下来是储藏室和第二机械室。他舅舅王老板研究了一下图纸，说：“咱们不需要这间屋。”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把它划掉了。用了27分钟，底层的设计完成了，于是我们上楼。又是发香烟。高老板把纸片翻了个面。
“这里做办公室太小啦。”
“那就把墙挪到这儿。这样就够大了。”
“你能在这里再弄一堵墙吗？”
用了23分钟，他们设计了一间办公室、一条走廊，还有三间工厂经理的起居室。在顶楼，为设计工人宿舍又花了14分钟。合计：他们共耗时一小时零四分钟，就从头到脚规划了一座2000平方米的厂房。高老板把那张纸递给承包商。那人问两位老板什么时候要报价。
“今天下午怎么样？”
承包商看了看表。下午3点48分。
“我做不了这么快！”
“那好，那就明天一早告诉我吧。”
他们讨论材料：油漆、水泥、空心砖。承包商是丽水本地人，王老板告诉他说：“我们要80块钱的那种门。别想偷工减料赚钱啊——这次干好了，下次我们还雇你。我们在温州就是这么赚钱，明白吗？”
商品海洋
温州机场书店里卖一本书名叫《其实你不懂温州人》。跟它在一个架子上的还有《可怕的温州人》、《温州人赚钱秘诀全集》、《东方犹太人：50 位温州商人的商业故事》。在中国人眼中，浙江省的这个地区令人着迷，当地媒体也为此类传奇推波助澜。最近，温州的《财富周刊》对当地百万富翁做了个问卷调查。问题之一是：如果必须在生意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你选什么？调查对象中60% 选生意，20% 选家庭，另外20% 则拿不定主意。
从一开始，温州的商业传统就得益于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这个地区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少，山区地貌又使通向内地的道路艰难。温州人别无选择，只好向海求生，到17世纪明朝末年，他们已经发展出强大的贸易文化。但1949年，海外贸易联系被割断，大部分私有经营也遭终止，温州丧失了优势。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的自由市场改革初见成效，温州的起步也是明显处于劣势。温州居民既没有北京人的教育水平，也不像上海那样能吸引外国投资。当中国政府建立首个经济特区，用贸易和税收优惠来刺激特区经济增长时，他们选的是毗邻香港的深圳。
但温州人与生俱来的经商本能是一笔无法估价的资本。温州家家户户开作坊，通常雇工不满一打，生产简单的商品。随着时间推移，小作坊日渐兴旺，发展成规模完整的工厂，温州成了某些低科技工业的主宰。如今，在中国境内售卖的鞋子有四分之一出自温州。这个城市还生产了全球70%的打火机。温州经济的90%以上是私有经营。
已经名闻遐迩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南部遍地开花。尽管将近80%的浙江企业家所受的正规教育最多只有八年，用此外的多项指标来衡量，这个省已经是中国首富，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居中国各省之首（不计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直辖市）。浙江体现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一个贫穷的、农业为主的国家，竟然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制造中心。
曾有长达一年的时间，我反复奔赴浙江，每次都是在温州租辆车，然后开往省内各处。好比前往西班牙朝圣的信徒沿路朝拜各地不知名的圣徒神龛； 我的浙江之旅也会一一经过各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商品的降生之地。从机场开车沿海岸往南，我的旅程以铰链开始——这片转门用的金属可能拥有的各种尊容，竟然能占据一条路上绝大多数的广告牌。开出一里地，广告换成了电气插座和适配器。随后我到达一个电气开关街区，接着是荧光灯泡，再下来是水龙头。
越深入浙江，“神龛”也就越发精致。在桥头镇，我停车驻足，瞻仰了本地绅耆大老所立的雕像：一粒6米高、银光闪闪、长着翅膀的钮扣。桥头人口不过6.4万，但380家本地工厂生产的钮扣却占全中国制造服装所用钮扣的70%以上。在武义，我向看热闹的人询问当地的产品是什么，一名男子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三张扑克牌来——清一色是王后。这个城市每年生产十亿多副牌。大塘镇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崧厦每年生产3.5亿把伞。上官产乒乓球拍，分水制笔，下斜造攀缘游戏架。全世界40%的领带是嵊州制造的。
所有这些产品都在一个叫做义乌的镇子贩卖。对浙江“朝圣者”来说，这里就是应许之地——义乌的口号是“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
离海岸161公里的义乌地处偏远，但商人们却从世界各地涌来，大批大批采购货物。这里有围巾专区、塑料袋市场，还有一条专卖弹力织物的店铺街。要是你看钮扣看到眼花缭乱，可以沿着宾王拉链专业街遛遛。当地的“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有三万多个摊位。如果你在每家铺子前逗留一分钟，每天逛八小时，两个月后才能走出来。
义乌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中东商人，有个街区已经有23家阿拉伯大型餐馆和一家黎巴嫩面包店来此安家。我曾在一家叫做“阿比亚”的库尔德餐馆跟一位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商人共进晚餐，他是来这里采购牛仔裤和电灯的。
过去，丽水是浙江唯一不在“朝圣”路线上的主要城市。它高居深山，瓯江在这里水位太浅，不能通行大船； 有个当地人描述它是“浙江的西藏”。这就好比“新泽西的阿拉斯加”，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他的意思很清楚： 在一片工业大地上，丽水是最后的拓荒前沿。它是中国最富省份中最穷的城市，但新高速路已近完工，投资者正疾速抢滩。
筹码男孩
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离开土地的农民，娅顺工厂也是这样。王老板和高老板来自稻农家庭；罗师傅则出身棉田。操作金属打孔机的原来是个桔农，化学技师是在茶叶、烟草和花生堆里长大的；生产线上的女工熟悉大麦和大豆；会计来自产梨之乡。尽管有着不同的农家背景，但现在他们专注生产的只有两件东西：各重半克的内衣钢托和胸罩环。
就连老板也愿意像农民那样干活。每天，这两个男人都要在工厂里呆很长时间。王老板和高老板都在这项生意里面投入自己毕生的积蓄——全是现金——只有高老板从银行借了点钱。没有管理委员会，没有投资时间表，没有业务规划，连一个有保证的买家都没有，他们就开始生产。
在整个3 月和4 月， 王老板带着各种礼品——中华烟、五粮液、黄花鱼（这是温州人最喜欢的）——遍访各家胸罩组装工厂。但这些潜在客户并没有很快向他们发出订单，到了夏天，工厂里已积压了一百多万枚胸罩环。他们把大多数非技术工人都辞了，又把技师们的工资拦腰砍了一半。
最初，两位老板行动神速，现在却因为缺乏条理而吃了苦头。由于竞争环境日趋恶劣，这种体制性弱点在中国商业中愈发明显。中国希望在下一个经济阶段能够创新产品和开发国际品牌，这需要更多的创意、更合理的组织。
在娅顺，只有高老板受过相当于商业学校水平的教育，最重要的雇员罗师傅连小学都没有读完。罗师傅14岁开始做全职工作时，几乎是个文盲。但他在深圳报名参加了夜校培训，这些课程在中国的新兴城市里很普遍。罗师傅最终拿到了高中文凭，他还学会了操作这部制环机的技术。这些年里，他曾三次被胸罩环工厂挖走，他的薪水也一路涨到了每个月6000块钱，这在中国已是高薪。依循残酷的工厂世界惯例，他每次辞职都不打招呼，只是请几天的假，换个手机号码，然后就一去不返。
在娅顺的困难期，老板们把罗师傅的薪水砍了一半，然后就分文不发了。然而，这却不合常理地反映了他的价值——他是唯一懂得这台机器的人。一旦遇到危机，中国的小工厂有时会拖欠工资，因为欠了工人的钱他们就不会弃厂而去。
7月份，事情终于变得忍无可忍，因为罗师傅留在湖北老家的妻子临盆在即，他告诉我说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两位老板拒不准假。7月27号，孩子剖腹产生了下来，罗师傅跟老板说他无论如何要回去，帮助妻子术后恢复。最后两位老板终于答应了，却不肯发放拖欠的工资。那天晚上，我请罗师傅出来吃饭以表庆贺，他们的谈判还在继续。最终，老板付了欠发金额的三分之一，罗师傅则保证说一周后就回来。
后来，母子俩坐了21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到丽水，跟罗师傅一起住在工厂宿舍里。罗师傅骄傲地把我介绍给他们。我询问这孩子的哥哥现在怎么样； 我以为他还跟爷爷奶奶呆在村子里。但罗师傅脸色一变，令我担心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压低了声音说：“这其实是我们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我的时候，我说我已经有了个儿子，这样我能要到更高的薪水。我不想跟你撒谎，但咱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
两个月后，罗师傅的妻子带孩子回了贵州娘家。在贵阳火车站，两个女人上前来说愿意载她一程，把她领上一辆已经坐了两个男人的小货车。离开市区后，她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头晕目眩。等到意识清醒，他们已经抢走了她的1000块钱现金、手机和耳环。事后婴儿异常贪睡，惊惶失措的母亲给罗师傅打电话。他告诉她说马上去把孩子洗干净。此后这孩子看来身体安康。
小男孩还不到四个月大，却已经住过工厂、充当过工资谈判里的筹码、遭遇过下毒和打劫。罗师傅给他起名字叫“文”，是有文化的意思，因为他梦想着儿子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相关阅读:
- 有话好好说 (flyjeep, 2007-4-10)
- 年轻的绿色建筑事业 (flyjeep, 2007-4-18)
- 生存在工业化时代 (flyjeep, 2007-5-06)
- 单向街·We Read the World (flyjeep, 2007-5-07)
- 从土地时代走向资本时代 广宇掀浙江房企上市潮 (itopenergy, 2007-5-21)
- 《工业化英国》(Industrial Britain) (flyjeep, 2007-5-23)
- 怀念母校：百年同济 (flyjeep, 2007-5-31)
- 食物工业化 (flyjeep, 2007-6-02)
- 超市"食物链" (flyjeep, 2007-6-02)
- 节能从小做起，节能“20行动”海报设计大赛 (flyjeep, 2007-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