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原罪
查看( 1925 ) /
评论( 23 )
TAG:
-
cnlwh 发布于2006-12-26 18:50:46
-
破解“民企原罪”：反腐重点不应是“反富”
■“原罪”与“犯罪”不是一个概念
■“权钱交易”有主动方和被动方
本报记者 王磊
“随着一些知名企业家先后落马入狱，如今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很多人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素，今天在北京呼吁，“必须要采取措施，解决民企原罪问题”。他表示，自己已经向立法机构提交了公开信。
李素认为，“历史上，在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中，官员手中握有权力，总是主动的一方，民营企业家大多是被动的一方。反腐败不等于反富人，富人们往往是查处腐败交易中能作为证人的一方。”
他认为，民企原罪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对犯罪绝不能姑息，社会不公现象必须切实解决，但对“原罪”要区分对待。
民营企业家遇到“重大的坎儿”
常年在各地为企业做咨询工作的李素，最近发现一个“暗潮”。他刚参加了一个探讨民营经济的大会，全国70多家知名民营企业的负责人都到了场。可是最后会议形成的焦点，不是产业升级、收购兼并、未来投资机会等重大经济问题，反而“一边儿倒地争论民企原罪问题”。李素说，这些企业家不关心企业扩张，反而在反思自己的“安全问题”。
从最早的孙大午案，到后来的江苏“铁本”案，再到德隆的倒掉，科龙崩盘顾雏军被抓，黄光裕被质疑假贷款等，民营企业家们陆续出事，纷纷“落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素称，他从地方上一些执法机关了解到，目前有一股揭发检举企业家“原罪”的风潮，检察机关收到的大批检举信，多是和某些企业早期创业时的违规操作有关。
凡是民营企业家肯定有问题，“抓企业家”似乎成了一股潮流。李素说：“我在温州演讲，表示要区分‘原罪’和‘犯罪’，不能乱抓一气。”他认为，因为存在这样的“风潮”，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这就是目前创造了中国经济总量50％的民营经济，当下遇到的一个“重大的坎儿”。
“反腐倡廉”不等于“杀富安贫”
李素认为，原罪与犯罪概念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原罪”与直接危害社会的犯罪从根本上不同，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经济违规现象。在我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3种民企原罪，必须以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
其一，上世纪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的起步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纪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边缘突破”，是一种“改革性探索原罪”，同时也是改革界线不清产生的“无知之罪”。
李素称，“改革性探索原罪”是针对旧体制而言的概念，是一个与权力包办式经济和政府包办型社会相对立的概念。对这个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来说，“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构成“改革性探索原罪”产生的“第一推动力”。
因此，凡是对旧体制冲击和打破的民企操作，只要代表未来改革趋势的行为，都可视为“原罪”而非犯罪。时至今日，改革大业并未完成，大量旧体制下的法律有待改革，因而不确定此类原罪的范围、性质和概念含义，不仅会给20多年来作为改革先行者的民营企业家背上沉重的“原罪包袱”，也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二，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被动原罪”，是政府官员主导下发生的“历史之罪”。
他认为，进入90年代，作为幼稚生产力的民营企业，依赖于拥有大部分资源与绝对性权威的政府，按政府官员极力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意志行事，寻求超常轨发展的市场机会，构成这一年代的“主流”现象。
目前，原罪之争的焦点，是民企第一桶金中的权钱交易。主张清算原罪的人，把民企当作腐败产生的罪魁。而李素认为，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转型中，腐败的最大根源，在于权力包办经济，由此产生社会经济实体对权力的“配合”与“供养”。因此，权钱交易的责任主导方面，在于强势的政府，而不能一味追究弱势的民营企业家。
因此，“反腐”不是“反富”，反腐倡廉与杀富济贫有天壤之别，民营企业应当成为“反腐败的同盟军”。
“行业潜规则”支撑“道德原罪”
李素表示，到了21世纪，我国以“科学发展观”推进改革，民营企业的违法犯罪主要体现为法不责众的“行业潜规则”还在延续。
“行业潜规则”支撑的“道德性原罪”，指在市场经济加速扩展的动态条件下，企业普遍性的违规违法。其中，有些是经济紧缩时企业被迫采用的应变措施，有些是地方政府土政策支持的普遍违法，有些是行业内因竞争需要互相攀比形成的违规违法。
李素举了几个案例：比如江苏“铁本”案。那本来是个很小的钢铁厂，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非要让企业主“干一个像宝钢那么大的项目”。结果代价是，企业家被抓了，关了几年后他的企业也被卖掉了；正在审查的科龙案中，顾雏军涉嫌的几个罪名，都与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有关；而黄光裕被质疑用个人身份证从银行“假贷款”的问题，几乎在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存在。
如何破解“民企原罪”
李素承认，破解民企原罪问题的确需要我国立法机构具有极高的理论素质和政治智慧，极强的政策水平和司法技巧。
他在公开信中建议：首先，要鼓励和支持并非真正犯罪的“改革性探索原罪”，通过法院的判例立法，解决改革实践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其次，要历史地看待民企的“发展性被动原罪”，在反腐败工作中严格掌握政策，更多地鼓励企业家揭露腐败，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力。同时，要赦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企的“普遍性道德原罪”，要在全国人大建立听证会制度，解决原罪划界问题。
“我知道只要一提赦免原罪，会激起很多人的反感，可社会情绪有时是非理性的。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个理性的态度。”李素称，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个规律，当人均GDP水平在1200美元上下时，“即不太低也不很高”，往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社会发展最不协调的时候。此时应该采取很多措施弥合社会的裂痕，比如政府调整税收政策，加大二次分配，更多倾向弱势群体；民营企业提高社会责任心，增大对公益事业的捐助；严惩腐败和犯罪行为等等。
“但以原罪的名义，把矛头指向民营企业家，这个思路肯定不对。”他说。
有人评价，面对公众的舆论，李素的公开信是“对着狂风吐唾沫――只能弄自己一脸”。而他表示，道理会越辩越明。
本报北京12月19日电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5190045.html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6-12-26 07:26 PM 编辑 ]
-
-
警惕清算民企原罪后的民粹化
邓聿文
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提出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之后，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最近在该市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再度呼吁，对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要宽容，而民间研究机构和君创业咨询集团，则通过工商联提出立法建议，建议赦免民企“原罪”。
他们对民企的呵护和辩护是针对新一波对民企“原罪”的批判的。有关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发生过多次争论，但2004年以来延续至今的这场争论，一个鲜明的背景是，中国社会充斥着一股浓烈的民粹主义氛围。其表现是，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不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和专业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诉诸情绪的宣泄和道德的评判。
拿民企“原罪”问题来说，我们不否认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企存在着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但是，什么样的“原罪”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样的“原罪”是应该受到清算的，必须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进行具体分析，切忌把不同的“原罪”简单地糅合在一起。批评民企“原罪”的人，应该明白一个基本的常识：中国的民营资本，其原始积累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和马克思当年论述的英国全然不同。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排斥市场经济，不承认民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中，民营经济要是不去冲撞乃至冲破计划体制的陈规陋习，焉有今天的大发展？
具体来看，改革以来的民企“原罪”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改革性的探索“原罪”，那时民企的违纪违规较多地集中于对旧体制的突破；二是90年代深化改革期，民企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配合地方政府推进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第三种“原罪”，指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与权贵相勾结，利用旧有制度和法规的缺陷和漏洞，盗取国家财产，侵害人民利益。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犯罪，这样的“原罪”是应该清算而且必须清算的。
在剖析民企的“原罪”时，必须区分这三种不同的“原罪”。对前两种，我们应该立法予以规范；对第三种，才要大力清算。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三者混在一起。这种对民企“原罪”的一边倒批判，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民粹化倾向。
所谓民粹化，指的是一种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民粹主义看来，平民的利益被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或阻碍，应该把国家的利益，从这些自私自利的精英团体手中夺回，用来促进全民的福祉和进步。
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和理解民间清算“第一桶金”后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这种利益诉求被利用。因为当民粹主义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被一些精英人物利用来谋利时，可怕的集体非理性就会登场，造成摧毁性的社会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缺乏启蒙运动这一课，使得中国社会缺少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特质，缺少冷静、宽容与专业化的眼光和态度，凡事情绪化，动辄诉诸普通公众的朴素情绪，加上诸多社会矛盾的积累，因而社会一有风吹草动，极易引发摧毁性的非理性力量。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212696.html
-
-
“仇富”还是“仇腐”中国政府袒护民营企业
驻北京特派记者李明振/中国共产党开始出面制止不断扩散的反企业情绪。最近，随着部分民营企业不正之风的频繁发生，中国社会内有关所谓“民营企业原罪论”的争议热火朝天。随着有关“仇富”还是“仇腐”的争点逐渐白热化，中国高层领导人陆续站出来“灭火”了。所谓民营企业原罪论，是指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在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使用了各种不正当手段和歪门邪道，所以这些企业现在应该负起应负的责任。
福禧集团总裁张荣坤因涉嫌从上海社会保障基金中违规借贷而被逮捕、明伦集团总裁周益明以变相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罪名被判处终身徒刑，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批判论。
但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27日出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会时一针见血地说：“非公经济人士在创造工作岗位和建立社会主义方面做出了任何人无法相比的贡献，而且这个作用越来越大，所以请大家请不要再争论了。”他还安抚企业界说：“改革开发以来，发展非公有经济的党的政策没有发生丝毫动摇。”
被称可以胜任下任总理职务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最近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甚至失败，对这些“不规范”应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兼任民营企业全国性组织----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的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23日接受时事周刊《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也帮腔说：“对民营企业创办人士进行调查是改革的后退。应该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从上述高层人士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在因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而日益增强的国民反企业情绪和通过奖励民营企业取得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中国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倾向后者。中国共产党最近正通过制定《反洗钱法》和《物权法》，肃清政治、企业人士的个人不正当行为等使经济秩序恢复正常。同时还推行可以积极保护中国经济增长原动力的政策。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营经济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5%。
来源： 朝鲜日报
http://www.csuchen.de/cn/index.p ... s_itemid_12295.html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7-1-14 02:11 PM 编辑 ]
-
-
中国政府撤销对黄光裕私人公司调查
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GOME Electrical Appliances Holding Ltd., 简称：国美电器)周三表示，中国政府部门针对该公司董事长黄光裕控股的一家私人公司所参与的地产交易的调查已被撤销。
国美电器去年10月底表示，黄光裕控股的Eagle Property Group正在协助中国大陆监管机构调查由Eagle提供担保的按揭贷款。
该公司称，这笔按揭贷款是由不愿具名的第三方公司与黄光裕私人所有的公司共同办理的，用于向Eagle购买住宅物业。
国美电器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黄光裕通知公司，中国公安机关已经通知Eagle撤销调查，因此Eagle不须再就调查提供协助。
黄光裕在《福布斯》(Forbes)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其净资产估计达23亿美元。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118/bch091927.asp
-
-
周正毅因涉嫌行贿及税务欺诈而被捕
[float=right][/float]
上海政府部门表示，当地富豪周正毅因涉嫌行贿和税务欺诈而遭到正式起诉，尽管已有迹象显示，针对当地腐败现象展开的大范围调查似乎正有所松动。
今年45岁的周正毅是一名地产大亨，与政府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 News Agency)报导，周正毅是周日遭到起诉的。2003年时周正毅曾因涉嫌欺诈和操纵证券价格而被捕，获刑3年后，于2006年5月刑满释放。
上海政府部门还表示，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因涉嫌腐败于2006年9月被撤职后不久，周正毅便遭到拘留。
陈良宇一案的起因是上海市社保基金被非法滥用。去年夏天一百多位调查者来到上海，对该案展开调查，并查出与其相关的多名政府高官和企业领导，这些人也因此失去了职务。
然而据调查人员所下榻宾馆的工作人员及部分知情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已于近日撤离。这家名叫马勒别墅饭店(Moller Villa Hotel)的宾馆自去年8月份以来一直是调查人员的驻地，那里的一名接待人员称，宾馆现在仍未对外开放。
James T. Areddy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122/bch085227.asp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7-11-22 12:25 PM 编辑 ]
-
-
上海社保案揭示政商关系网
上海社保丑闻案的牵扯面现在越来越广，一方面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与政府官员所构建的关系网之复杂也从中可见一斑。
有关人员自7月份以来一直在调查与上海社保案（涉案金额约为12亿美元）相关的腐败和渎职行为。相关调查已经导致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在9月份时被突然免除职务，之后二十多位不大知名的官员也相继遭到拘捕。自被解职以来，陈良宇一直处于被拘禁状态，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言论。
值得一提的是，投资者通常最先掌握有关调查的最新情况。这一丑闻案的一些关键人物之所以被曝光，除了因其担任共产党的职务外，他们在上海市政府控股的企业中就职也是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称，投资者始终能够掌握调查的最新动态，这是因为虽然政府保持了沉默，但福禧投资控股(Fuxi Investment Holding)、上海电气(Shanghai Electric Group)、上海新黄浦置业(New Huangpu Real Estate)和华安基金管理公司(Hua An Fund Management)等企业则根据监管条例将其高管已遭到调查的事实告知了投资者。
海通证券分析师张崎表示，在以往，中国公司往往是在事发很久之后才会透露事实真相，而且最终所披露的信息也不大详尽。但它们现在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及时了。
或许正是因为信息得到及时披露的缘故，投资者对这些负面消息基本上是泰然处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至少部分公司可以安然无恙地度过这场反腐风暴。这些公司纷纷强调说，公司高管遭到拘禁与企业本身无关。
上海电气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上周五收盘时，该股收于每股2.81港元（约合0.36美元），而该公司在8月8日告知投资者即将发布重要声明之前的收盘价为2.85港元。随后，该公司在声明中证实一名高管因牵扯到上海社保案而遭到调查，但强调说，这与公司经营无关。之后，该公司又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披露了更多细节。
该公司在上海上市的子公司上海机电(Shanghai Mechanical & Electrical Industry)上周五收盘报人民币7.40元（约合0.94美元），较丑闻曝光前的6.76元不跌反涨。
随着中国股市即将步入第十六个年头，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中国股市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可以提高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帮助企业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机制。中国目前已有1,300多家上市企业，总市值超过了7,800亿美元。
在本次上海社保案之前，已有过根据相关规定披露公司高管涉嫌腐败的先例。2003年，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上海地产(Shanghai Land Holdings)发表的声明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其控股股东上海房地产大亨周正毅已因与政治有关的原因而倒台。
透过上市公司所披露与上海社保案相关的信息，人们还可以窥得企业与政府官员在交往过程中所编织的复杂关系网。投资者可以从公司声明中看出：福禧投资控股、上海电气和华安基金之间存在着一张关系网，在这些公司的高管同时担任其他企业的董事，资产和资金借贷在不同的公司和社保基金之间流动。
中央政府于8月初宣布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涉嫌腐败而被解职。实际上，早在数周前，投资者就可以察觉到一些风吹草动。线索来自7月24日福禧投资控股向其人民币10亿元（约合1.27亿美元）债券持有者所发布的一项声明，该声明称公司董事长张荣坤正在协助政府的调查。
尽管这则简短的声明并没有充分披露福禧投资控股到底发生了何事，但该公司的债券价格闻声下挫。数天之后，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Far East Credit Rating)下调了该债券的评级，这使得该债券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垃圾级债券评级的债券。随后市场上迅速流传着各种传闻，最后事情终于水落石出：福禧投资控股从上海社保基金那里非法筹借资金。
远东资信评估追踪福禧投资控股一年期债券的曹明表示，他从那份声明中获得了线索，并由此考虑下调禧投资控股一年期债券的评级。新华社在10月份时发布报道称，张荣坤因卷入上海社保案被正式拘捕，这是官方首次承认张荣坤涉及此案。张荣坤对遭受的指控并未发表过任何公开评论。
8月初，在祝均一被解职后不久，上海电气便宣布该公司董事长王成明及公司的另一位高管因卷入对上海社保案的调查而宣布辞职。现在已经得知王成明在福禧投资控股和华安基金均担任职务，这三家公司相互之间进行过股权转让，但从未向投资者做出过详细解释。上海电气的这两位高管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两位高管均未对卷入上海社保案做出过公开评论。
中国上市公司在加强信息披露方面虽有提高，但进步仍然有限。例如，上海电气在8月8日要求对股票暂停交易，但直到8月18日才宣布该公司董事长及其他管理人士因“个人原因”而辞职。9月7日公司又澄清说，8月14日的时候就已得知其董事长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不过，直到9月2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政府才正式宣布了上海电气董事长卷入了上海社保案。
海通证券的张崎表示，在信息披露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为大家仍然无法确切了解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James T. Areddy
http://chinese.wsj.com/gb/20061113/ahr125808.asp
-
-
中国打造私人资本“国家队”
中国正在暗中发展国内的私人资本运营业。
这意味着TPG、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等觊觎中国优质资产的实力雄厚的海外投资者可能很快就将面临新的竞争压力。
上周，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批准了国内两家最大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itic Securities, 简称：中信证券)──可从事直接投资业务。这也解除了自2001年4月以来对证券公司从事私人资本类投资的禁令。
如今，这两家公司已与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Bo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一样，成为了与西方竞争对手采用相同模式的国内投资公司。后者去年底成为了中国首只以人民币进行投资的私人资本运营基金。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39岁的首席执行长欧巍(Au Ngai)谈到，所有这类国际基金都在涌向中国，有人由此产生“为何我们不能？”的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私人资本运营公司从大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然后对企业进行收购，这样做是为了对被收购公司进行治理，并最终再次将其出售以牟取利润。
欧巍在该基金位于天津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并不缺乏资金，也不缺乏交易活动。
直到不久前，税收法规方面的不利因素还在阻碍着国内以人民币开展业务的私人资本业的发展。人民币基金需要缴纳所得税，它们的股东也要为其个人收益缴纳所得税。不过这一情况在今年6月发生了改变，中国出台的新政策不再对私人资本运营企业进行双重征税，其中基金管理公司的所得可予免税，而个人仍须缴纳所得税。
尽管美国住房市场的问题引发了全球信贷危机，但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一些中国官员对国有资产控制权落入外资手中越来越感到警惕。国内私人资本运营基金可能成为政府制衡外资流入的主要工具之一。
但让国内机构重组中国企业可能存在很大风险。当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证券机构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包括私人资本式交易在内的各种投资时，由此引发的危机曾导致中国政府最终动用外汇储备来出手拯救其中大部分公司，并关闭了其它公司。
过去，中国的银行和国有投资基金曾经面临当地政府官员的压力，被迫为那些难以产生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提供融资。
高西庆这样的投资者已经深刻认识到这种风险。获得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法学学位的高西庆管理着中国374亿美元的国家社保基金。该基金也是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之一。
高西庆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表示，我们曾担心政府对此控制过严；现在至少从短期看，我对它持非常积极的看法。
对于由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 Ltd.)及其投资银行机构持股53%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而言，欧巍这样的业内资深人士能够发挥很大作用。2004年，欧巍参与了TPG收购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 简称：深发展)控股股份这一历史事件。目前深发展仍是国内唯一一家由外资控股的银行，欧巍也仍担任这家银行的董事。大约一年前，中国银行的投资银行子公司要求欧巍领导渤海基金项目，于是他辞去了TPG的职务。
全球信贷市场危机不太可能影响渤海基金的勃勃雄心。以国际标准衡量，该基金的规模并不大，目前它共拥有人民币61亿元（约合8.10亿美元），是去年从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 Co.)、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大型投资者中筹集而来的，这其中的许多企业都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之外，由于为杠杆收购进行融资时，银行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因此一些私人资本交易已经泡汤。但在中国，这类交易通常都是以全现金的方式进行。
欧巍表示，中国上调利率的做法可能使私人资本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比银行贷款更具吸引力。他说，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全球信贷市场风波的冲击。
欧巍说，该基金将寻找价值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投资机会，目前正在抓紧进行，有望不久后完成首笔交易。渤海基金成立的目的之一在于促进中国东北的经济增长，该基金至少须将目前资本的一半（约4亿美元）投资于天津经济特区。
去年，金融业之外的私人资本交易继续稳步增长，交易总额达到了8.179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中国国有银行集中上市推动了金融业私人资本交易的爆发式增长，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重现。比如，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旗下私人资本运营子公司就与其他投资者一道，以37.8亿美元收购了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的部分股权。以资产总额计，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银行。
中国在今年5月份表现出了对私人资本交易的浓厚兴趣，当时它通过一家新成立的国有投资机构购买了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 LP)价值30亿美元的股权。上周，百仕通集团与有关方面达成协议，以6亿美元收购了国有化学品生产商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China National Bluestar (Group) Corp.) 20%的股份。
但在去年，由于担心曾经以过于低廉的价格出售了部分国有资产，中国已经放缓了向外资出售资产的步伐。凯雷集团的一些交易在审批时就遇到了困难，其中包括收购一家大型建筑设备制造商45%股权的交易，尽管其规模较小的部分交易获得了批准。
Rick Carew / Laura Santini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917/chw133204.asp?source=channel
-
-
各大民营企业家代表出席十七大倍受世人瞩目
左起为海尔总裁张瑞敏、上汽总裁胡茂元、宝钢董事长徐乐江。照片=路透社/韩联社
“海尔追求世界名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共有2213名代表参加。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海尔是世界上生产冰箱、空调等白色家电最多的企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考虑到这一点，于16日下午在位于北京西部的新闻中心为张瑞敏单独准备了外国记者见面会。这是因为担心“（如果在会议场举行）因为记者太多，党代表们的讨论可能无法正常进行。”
◆海尔总裁最受关注
张瑞敏在记者会上说：“要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讲述的‘又好又快’的目标，首先完成意识革命。”
意思为“好而且快”的“又好又快”是意在同时追求质的增长和快速增长，但把质的增长放在首位，从而消除贫富差距的口号。张瑞敏就中国的政治民主化问题表示：“中国必须循序渐进。”张瑞敏的记者会吸引了100多名国内外记者。
在2000年5月之前，大企业总裁参加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肖像旁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proletariate）万岁”一样，曾经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在前中共中央总书记***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后，才步入第三革命的轨道。
◆“三个代表”思想允许企业家入党
所谓“三个代表”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不只是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全体人民，从而允许富人和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瑞敏在十六大时成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参加十七大的2213名代表中，有30%是中央和地方的国有、私有企业的高层干部。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报道说，担任私有企业首席执行官的代表也达到30多人。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在7336万名中国共产党员中，私有企业从事者已增至318万名，占4.3%。
◆中国共产党将由企业家当道
在私有企业比重最高的江苏省的68名党代表中，有3名是私有企业代表。这3人分别是拥有“钢铁大王”绰号的沙钢集团总裁沈又荣、有“鞋王”之称的森达集团总裁朱相桂和从服装企业做起，目前正在将事业领域扩大到机械类的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
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发生根本性的性质变化，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只是一个“政党”。如果像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宣布的一样，持续进行经济改革和开放，到5年后的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许会变成企业家当道的政党。
韩国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朴胜俊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 ... 20071017000010.html
-
-
世行行长冀望私营经济成为其新“财源”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10月17日在华盛顿表示在其推动穷国经济成长和减少贫困的新战略中，私营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REUTERS/Kevin Lamarque
透华盛顿10月18日电(记者Lesley Wroughton)---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周四表示，在其推动穷国经济成长和减少贫困的新战略中，私营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在记者会上称，世行将在能源、医疗保健、农业和地区发展等领域，与私营经济携手合作。
他透露，世界银行正与私营企业商谈，後者可望成为该行又一资金来源，传统上该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富国。
他说，已经“有些公司”接洽该行，商谈向该行国际开发协会(IDA)提供资金的可能性，该协会是全球最大的致力援助穷国的基金。他认为，这是个令人鼓舞的进展。
当前世行正与捐助国商谈补充该协会资金的事宜，以便向穷国提供无息贷款。新的融资将用于2009-2011年间的放款。
他表示，相信与私营企业的商谈，将有助于扩大对穷国的资金支持基础。并称若能推进，还可能实现他倡导的另一个战略方向，即如何确保吸引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的这种参与首先必须取得世行成员国理事会批准。
“我们必须得到理事会批准。我认为不会有什麽问题，但还是得完成这个程序，才能真正与这些公司着手合作，”佐利克说道。
他还表示，世行不仅应纳入私营企业，还应纳入日益增加的民间慈善团体，比如由比尔・盖茨夫妇创建的盖茨基金会。
“他们不仅会带来资源，也会带来一些非常好的想法，”他说道。
佐利克一直在勾勒这个反贫困机构的远景，试图来增强人们对世行援助效率的信心。佐利克的战略包括加强世行在穷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工作，更广泛地服务于刚刚摆脱冲突局面的国家，以及帮助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等。
佐利克呼吁捐助国增加对国际开发协会的资金投入，本月稍早称世行将利用旗下国际金融公司的利润，将世行自身对国际开发协会的资金投入增加近一倍。（完）
翻译：程华 发稿：朱淑珍
http://cn.reuters.com/article/us ... 65620071019?sp=true
-
-
北京银行的娃娃股东
对于向上市前的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需求是无止境的，甚至在年龄方面也是如此。
上月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北京银行(Bank of Beijing)日前披露，在其上市前的股东中，有84人年龄不满18岁。在该银行最大的20名个人股东中，有一人在成为股东时的年龄仅为1岁。
北京银行曾表示，拥有年轻股东并不违法，其中许多股东是在增资扩股时购入的股份。但这一信息的披露令普通投资者感到愤怒，他们想知道是谁在从火热的国有企业上市过程中受益。
[float=right]
[/float]
最近，互联网聊天室中一直充斥着对上述年轻股东的猜测。“北京银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婴儿投资者？”一个帖子问道，“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得甘拜下风。这些孩子是真正的投资天才。”
人们经常对中国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出售过程充满怀疑，认为公司高管或者政府官员利用他们的地位，在上市前以较低的价格为其家人购入股份，使他们得以从后市的大涨中获益。
中国股市评论人士候伟(Fraser Howie)表示，“在中国，这是将资产藏在配偶、子女或者虚假身份名下的常用手段。”候伟是一本关于中国股市的作品的作者之一。
北京银行是首家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此次发行获得了126倍超额认购，股价在首个交易日中大涨81%，至22.68元人民币。
北京银行由北京市政府控股，于1997年转制为股份制银行，先后在数次增资扩股中将部分股权出售给个人投资者。北京银行在一份公告中披露，在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之前的近2万名股东中，有84人年龄低于18岁。
在1000名最大的个人股东中，有10人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现年10岁的郑宇轩拥有价值2900万元人民币（合390万美元）的股份，最初登记为股东时年仅1岁。此外，北京银行最大的非员工个人股东吴振鹏持有500万股股份，价值1.12亿元人民币，他在2004年进行投资时年仅20岁。
北京银行表示，多数未成年股东都是被北京银行收购前一些信用社的股东，另有15人在2004年的增资扩股中购入了股份。该银行表示，其发行人律师和承销商均认为，未成年人持股并不违法。
中国证监会(CSRC)表示，不能对此置评。上海证交所(SSE)则拒绝对此置评。
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Geoff Dyer)上海报道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5107&pos=ANALYSIS&pa1=2&loc=HOMEPAGE#ContinueReading
-
-
中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崭露头角
随着中国本土的一只新基金达成第一笔交易，中国新兴的私人资本运营行业朝着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又迈出了一步。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控股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Bo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同意以约人民币15亿元（约合2亿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天津钢管集团(Tianjin Pipe (Group) Corp.)不到20%的股份。他们透露，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天津钢管计划周五在两公司总部所在地天津举行的签约仪式上宣布这笔交易。
中国政府正在扶持国内私人资本运营行业的发展，期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够与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和TPG这样的全球性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竞争。目前为止，中国的私人资本交易基本被这些企业所把持。不过，中国国内私人资本运营企业能得到国内投资人及大量本地资金的支持，它们在行政审批方面可能遇到的障碍比外国竞争对手要少。
对天津钢管的巨额投资让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有了个大手笔的开局。这笔交易是中国大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也远远高于渤海基金之前宣称的倾向于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交易规模。天津钢管是中国最大的石油管道用钢生产商。
今年截至目前，中国非金融领域私人资本投资规模总计为16亿美元，只是美国同类交易的一个零头。今年签订的最大一笔投资是百仕通(Blackstone Group)斥资6亿美元收购国有化工企业中国蓝星（集团）(China National BlueStar (Group) Corp.) 20%的股份。
在中国，即使是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进行此类交易时通常也都是采取现金交易方式，而不是采用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更常见的杠杆收购。原因之一是中国没有能让买家以公司资产作抵押来融资的体系，银行因而不敢冒险为买方提供融资。
去年，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获准成立，标志着中国私人资本投资行业迈出了第一步。此前，中国禁止银行及券商进行直接投资交易。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于去年底封闭了第一只基金，共筹得61亿元。中国银行及其投行子公司中银国际(BOC International Holdings)共持有渤海基金53%的股份。
渤海基金与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的外国基金的一个不同点是它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进行投资。而且，它无需经过中国商务部的批准，而有多笔外资私人资本公司计划的交易因为得不到批准而被推迟乃至夭折。渤海基金有大量资本来自中国人寿保险公司(China Life Insurance Co.)、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及社保基金。
中银国际私人资本业务负责人丁道一(Simon Ting)今年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更了解中国，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个人民币基金可以做很多外国公司无法涉足的交易。”
据了解此次交易的人士透露，他相信还有很多公司有意与天津钢管建立合作关系，但他没有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
目前，有多家中资机构希望像渤海基金这样涉足中国私人资本运营市场。今年九月，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宣布，国内实力最强的两家证券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和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 Co.)获准开展私人资本运营性质的直接投资。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正热切希望发展本国的私人资本运营行业，因而越来越多的公司计划成立基金涉足该领域。比如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方风雷正逐渐淡出双方的合资公司，转向私人资本运营领域打拼。
渤海基金是由原TPG合伙人欧巍(Au Ngai)去年参与成立的。出生于北京的欧巍在TPG期间参与了该公司2004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控股权的交易。深发展目前仍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由外资控股的银行。
在渤海基金筹划自己第一笔投资的时候，同在天津的钢管集团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这家由天津市政府控股的公司年产输油钢管上百万吨，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在能源需求日渐高涨的推动下，中国能源企业正通过数千公里的管道向中亚地区庞大的石油带挺进，同时将成品油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中国石油(PetroVChina)上周就宣布，计划投资130多亿美元，建设从中亚油气产区向华东、华南地区输送天然气的新“西气东输”工程。
天津钢管最大的两家股东是地方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天津钢管2006年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3.8亿元，较2005年的9.47亿元增长了46%。截至去年底，天津钢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11.4亿元，员工总数达15,828人。
Rick Carew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030/chw081427.asp?page=
-
-
渤海基金参股成都市商业银行
中国的一只新兴私人资本运营基金已脱颍而出，开始进入通常对海外私人资本运营基金封闭大门的银行业。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Bo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将斥资约人民币10亿元（约合1.35亿美元）收购成都市商业银行(Chengdu City Commercial Bank Co.) 10%的股份。双方计划周四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签约仪式上宣布此项交易。
该交易显示出渤海基金正加大力度进入曾令海外私人资本运营基金刹羽而归的一些中国产业，比如银行业和国防产业。这也是总部位于天津的渤海基金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外进行的第一笔交易。
渤海基金首席执行长欧巍(Au Nga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基金会在全国各地寻找令人感兴趣并获利丰厚的投资项目，不过目前仍主要集中在渤海地区。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了渤海基金。该基金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旗下的投资银行负责管理，初衷是为了与在中国私人资本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相抗衡。
因渤海基金是一支人民币基金，被当作本国而非外国机构，所以遭遇的障碍比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基金要少。这意味着与通常为美元基金的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基金相比，它需得到政府监管部门的批准手续更少。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的创始人之一大卫•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上周预测，随着私人资本运营业的发展，“你会看到我们面临的最大竞争不是来自彼此之间，而是来自中国本土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他们拥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具备的优势。”他说凯雷将通过团队建设加大在华业务扩张力度。
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已督促中国的银行与具有丰富银行业经验的战略伙伴进行合作，同时力拒那些试图通过收购而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不过监管机构鼓励外国银行在该行业进行投资，但对持股比例设定了上限。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拒绝了凯雷欲收购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ongqing Co.) 8%股份的申请；而同时批准了香港大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Dah Sing Banking Group Ltd.)收购重庆银行17%股份的申请。
去年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牵头的一个财团欲收购广东发展银行(Guangdong Development Bank)的多数股权，但银监会拒绝提高25%的总外资持股上限，凯雷因此退出交易。花旗集团最终于去年12月与广东发展银行达成交易，收购了该行20%的股份。
迄今为止只有一家外国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在中国的银行进行了直接投资，这就是新桥资本(Newbridge Capital Inc.)。新桥资本为TPG的亚洲子公司，曾于2004年收购了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 Co.) 17.9%的股份。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银行体系已资不抵债，几乎没有外国投资者愿意进行投资。新桥资本的投资获得了特批，使其获得了该行有效的经营控制权。渤海基金的欧巍当时在新桥资本任职，曾参与对深圳发展银行的收购。
收购成都市商业银行股份是渤海基金第二笔公开披露的交易。本月早些时候，渤海基金同意支付约人民币15亿元收购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ianjin Pipe (Group) Corp.)少数股权。在渤海基金收购成都市商业银行股份的同时，马来西亚资产排名第六的银行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 Bhd.)也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该行部分股份。
Rick Carew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122/bch113530.asp?source=whatnews1
-
-
华西村：中国的资本主义乌托邦
路透中国华西村11月22日电（记者 卜洋）---全民医疗、教育免费、三层别墅和汽车——在社会主义中国，长江三角洲的一个村庄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华西村位于富裕的江苏省，拥有3.6万居民，这里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栋房子、两辆汽车和25万美元存款。
中国其他地方的官员正来华西考察，探求其致富的秘密，以及为什麽有人愿捐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工厂来获得居民权。华西村在1950年代仅有576个居民。
80岁的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已经超过50年，他告诉来访官员扔掉意识形态教条。“过去有个口号叫作‘抓革命，促生产’，”吴仁宝他回忆起1949年後的动荡年代。在华西村，吴仁宝具有与毛泽东同样的威望。
“但事实上，他们想做的只有抓革命，并没有促生产。我认为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
富裕和回报
事实上，吴仁宝的实用主义政策可以追溯到邓小平改革之前。作为共产党中国最有名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启动了19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上级来监督我工作。我们一直等他们离开，然後在夜里加班，”吴仁宝说道，他仅仅实行那些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的官方政策，而忽略其他政策。
在工业化的华西村，农民已经很少见。华西的发展已经扩大到了邻近村庄，它还吸引了另外6万名移民工人来给本地人打工。
与吴仁宝同岁的吴申宝（音译）仍然记得当农民时的艰难岁月。
“我们住的房子是用竹子和泥巴做的，”他说道。“我们吃的东西就是把谷壳和草混在一起。当外头下雨时，屋子里就要漏水。”
现在吴申宝有一辆汽车，这是村里赠送的，虽然他仍然更愿意骑着三轮车。
据当地官员介绍，1957年，华西村只有大约1800人民币的资产，现在该数字已经超过20亿美元。
富裕起来的居民回报了他们的带头人。2003年，他们将吴仁宝的儿子吴协恩选为村支书，华西村的政治看上去像是一个商业王朝。
吴协恩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给华西村带来了2700多万美元的收入。当地居民全体一致选他担任领导人，一些人甚至戏言他“买断”了选举。
“是能力，而不是文凭，”吴协恩说道。
利润是关键
“当然，如果你有一张文凭，那更好。关键是推进发展和为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没有它，我们村民的钱将消失殆尽。”
华西村的富裕已经吸引了附近村民，後者希望来华西的58家工厂工作。但新居民不能享受正式华西居民的利益。
43岁的杨永昌（音译）把自己看作幸运儿之一。他出生在邻村，1997年，他把自己两座价值125万美元的工厂捐献给华西村，就为了成为华西村的正式居民。
“华西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能够监督和约束官员，”杨永昌说道。他现在经营着当地最大的钢铁厂，他声称这里没有腐败。
“这里的政府雇员不仅物质富裕，而且精神健康，”他说道。（完）
翻译：程华 发稿：金红梅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 ... 16420071123?sp=true
-
-
“原罪”之後，谁活了下来？
（本专栏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如果不是要去采访冯仑，我大概不会去看这本《野蛮生长》。过去这些年，人们已经形成了对商人的某种印象：他们聪明，灵活，能够凭借惊人的直觉随机应变。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最容易存活的品质。他们很幸运拥有这样的能力，却从而很难拥有另外一种能力——形成某种思想，并且表达得当。所以若非有所求，我通常不对他们的书抱有过高的期待。
这种印象还包含了道德判断。我有一些在商业杂志工作的朋友，他们立志要做一本中国的《财富》，中国的《福布斯》，他们要写好看的商业故事，时髦的商人。可是拷贝了写作方法，也做了扎实的采访，才发现中国商业故事无法书写。没有社会契约精神，没有正常的制度环境，在每个交易後面很可能都有无法搬上台面的内幕，不是内部人士，谁会告诉你内幕是什麽？即使知道了，又怎麽可能刊登出来？这恐怕是中国商业报导遇到的最大问题。所以，通常人们也难以把诚实、正直这些品行和商人联系在一起。所谓“原罪”，就是指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我看了《野蛮生长》之後非常惊讶。冯仑早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一直在国家机关研究理论问题，用他的话说，吴晓灵，王岐山，楼继伟这些今天在台面上的人物，当年都是和他一起研究改革问题的。1989年的社会转折，把冯仑一脚踢出体制外，经过两年痛苦的思索，冯仑开始了商业。换句话说，他是1989年之後被迫从商，满脑子都是“伟大”、“理想”之类的词。
冯仑最早在前中国“首富”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工作。他相当坦率地讲了一些牟其中的故事，那些故事更符合我们对商人的印象。比如牟其中倒飞机，他借助想象力、胆量、人际关系，将俄罗斯飞机、国内航空公司、国有银行、中国轻工业产品、政府批文左右腾挪，不费资金，就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可是这样做的代价是，由于程序复杂，交易时间长，涉及到的各方太多，还引起了不少官司，所以这笔生意没有赚到多少钱。
倒完飞机之後，牟其中还想倒卫星，倒航母，越做越大，可是都在政治风险前面止步了。牟其中还有许多有想象力的商业构思，比如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风吹过来，使山这边也变成江南。冯仑感叹，牟其中是那一代中国商人里面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可惜生不逢时。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南德过于依赖时代的特殊性，没有长远规划，不是投资公司，也不是贸易公司，也不是生产企业，这些天马行空的运作，本来就只是投机，撞大运，而有一天，时代会改变的。
冯仑在南德受到的最大震撼是：人居然可以这样没有道德感，银行来要帐的时候，牟其中把管资金的人放跑，然後检举说他卷走了公司的钱，或者有作风问题，就这样就把银行的钱赖掉了。
冯仑和几个朋友想要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他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争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这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儿，他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于是只能选择自己走路，从头折腾。于是冯仑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万通。
时隔十多年，冯仑最终发现的是时间的力量，他说：“伟大是用时间熬出来的。”他谈及牟其中、年广久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在时代的演进中被逐渐淘汰、遗忘，而像王石这样坚持、自律的人物，则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壮大。
要拉开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清楚，冯仑说，在公司里，一旦发生纠纷，60多岁的人贴大字报，40、50岁的人打官司，也找黑社会，30多岁的人看合同。简而言之，时代需要规则了。
冯仑在不同的场合，不断提到“伟大”这个词，他在书里用大量篇幅去讲商业伦理。尽管他不惜用“色戒”“阴部”等在我看来并非必须的比喻来说明道理，但难以掩盖他对某些严肃命题的兴趣。
一位朋友怀疑地说，虽然他说得那麽好听，但是这些商人，哪个没有“原罪”？我说，第一，无可否认，的确是制度逼迫商人有“原罪”，第二，现在的问题也许是，在“原罪”之後，谁活了下来？他凭借什麽活了下来？我们是否有可能就此建立正常的商业伦理，从而使得商业组织真正兴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完）
《野蛮生长》 冯仑着 中信出版社 2007年12月第一版
作者郭玉洁，媒体工作者，现任《生活》杂志编辑主任。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 ... 16920080319?sp=true
-
haddock007发布于2008-03-20 22:10:12
-
原始积累从来都是.......
-
tige1999发布于2008-03-26 19:14:58
-
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哈哈
-
-
检察日报：宗庆后偷税了，咋整呢？
你说缴税这事儿吧，本身就邪乎，要是你就一工薪阶层，税务机关就卡着你单位的脖子，无论你单位大小请客送礼咋搞关系最后都得缴；要是你更不济就一农民，拎了一筐红薯叶儿上了乡镇农贸市场，还没卖一分钱呢工商就来叫你交两元钱的费，而你的菜只值三块钱，你跟人拼命也没用。可你要是太子党官太太流氓大亨，缴不缴咋个缴法，问鬼去呀？
宗庆后偷税了，咋整呢？
宗庆后是名人哪，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娃哈哈可是十多年来中国很牛很牛的饮料啊，曾经红极一时的鳖王鳖精早没影了，红牛、王老吉还没时兴几年，娃哈哈可是经久不衰。宗先生作为娃哈哈带头人，腰包有多鼓，咱不好猜也不必猜，因为咱不是税务也不想打家劫舍。在中国的饮料业十几年前就大喊狼来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大有一统天下之势的时候，娃哈哈独木能支，咱喜之不胜只有高唱赞歌的份儿，对自称中国“最廉价ＣＥＯ”的娃哈哈老总宗先生，咱是顶礼膜拜呀
突然间就爆出了宗先生涉嫌在十年间偷逃个人所得税３亿元的消息。由于宗先生已现身杭州税务机关（坊间称其被税务部门请去“喝咖啡”），虽然他自己说已补缴税款２亿，距坊间说的３亿还差好大一截，但２亿与３亿也大致差不多——都是惊天数字。这也太惊人了啊！
我首先想到的是，宗先生麻烦大了。对于偷税，国家定有偷税罪。《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偷税数额在１万元以上、并且达到应纳税额１０％以上的，构成偷税罪。宗先生偷漏税３亿元，想必他的收入不会高于３０亿元，偷漏税额肯定超过了他收入的１０％。即便他已补缴２亿多元，但漏缴巨额税款十年，早已构罪了吧？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名人偷税漏税的结局。想当年，格拉芙乃国际网球界的女天王啊，球打得好，人也漂亮，与德国网球男星贝克尔合称金童玉女，但是啊，他的管账先生就是他老爸，某一日忽然就被税务机关查出他没有为格拉芙的收入及时上税！咋办呢？是为名人讳而放老人家一马、也就是放格拉芙一马（实际上也是放德国球迷一马）呢，还是照章办事？其实这是伪问题，因为格拉芙他老爸入狱了。
今天的你和当时的德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格拉芙的成绩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格拉芙此后神情萎靡，很快就移居美国并放弃打球了。
其他的例子，比如著名的巴西足球队，在美国获得了世界杯，球员们高兴啊，购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没有想到的是，在海关最先迎接他们的不是球迷而是税务官。
宗先生似乎也感到了危机。因为他近来频频在博客上发表署名文章，大打“民族牌”、“悲情牌”，说他及他的公司与跨国集团的斗争到了白热化，对手法国的达能集团因而向税务机关举报了他，“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或许。或许真是对手在整他。对于民族企业对跨国集团的反兼并反吞没之举，小民发自本能地支持。但是，我得说，如果宗先生败了，娃哈哈的其他人会顶上来；如果娃哈哈败了其他的企业会顶上来，会有人完成宗先生的未竟之业。可不论怎么说，要是您真的偷漏税了，请您接受法律的审查，请您及时认罪，可别像卖浆者流似的说，“都是谁谁告的我”！
娃哈哈是重要的，您也是重要的，我们都要保护。但是，如果忽视您的违法有损于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果为了局部的利益把红灯变成绿灯，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国家。只有您及时认罪服法了，国家才会在法律的范围内，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特殊阶段对执法的特定要求，给你关照。
作者：老土
来源：检察日报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7159638.htmlhttp://opinion.people.com.cn/GB/7159638.html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8-4-26 09:08 PM 编辑 ]
-
-
评论：从非常商人宗庆后涉嫌偷税三亿元说开去
有人说：世界经济瞩目中国，中国经济瞩目浙江，而浙江经济瞩目杭州。就在人们的瞩目注视之中，近日，曾自称是“最廉价CEO”的杭州哇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突然爆出涉嫌在10年间偷逃税款近3亿元的惊天丑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界2008年的大新闻之一了。
无论人们怎么解读宗庆后偷税门背后的故事有多么错综复杂，作为当事人不可能不知道国家税法和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更为主要的是作为国家机器——税务执法部门怎么能够在10年间，竟然一点作用也没有发挥和起到应该起到的监督作用呢？此外，这也提醒那些富豪及成功人士，无论是国有的、合资的、股份制的、民营的及各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公司们，你们只要是经营，只要是有利润，只要是达到了应缴纳税款的标准线，那么你就有义务依法纳税，可是，我们的成功人士及大大小小的富豪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目前我国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税。该税率按个人月工资、薪金所得额划分，最高一级为45%，最低一级为5%。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3186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这7%还是在同比增长29．8%的情况下的比例。即使按照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来看，个税也只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0%左右，这是平均税率，比香港这一全世界税负最轻的地方的个税平均税率还低5个百分点。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高达45%的个税税率征收对象应该是那些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富人，但实际这些富人个税总额缴税在整个税收结构中并不高。这就恰恰说明“富人”个税逃税现象特别严重，很大一部分“富人”没有人按45%的最高税率缴纳个税，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不断上榜的富豪们，短时间积累财富的另一秘诀就是偷漏国家税款，这样看，宗庆后近3亿元偷漏税丑闻绝不是孤立的“个案”了，但我们不知其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又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资本家们在创业初期，为了积累财富无所不用其极采取各种手段办法，其中就包括“偷逃税款”。可是，宗庆后从他42岁创业初始，就是在一个很高的、很安全的、国家产业政策及诸多政策都支持的平台上来创业的，从校办工厂到行业内大鳄，他是走出了一条“宗庆后娃哈哈模式”、“娃哈哈之路”的，可是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宗庆后们，为什么还想方设法挖空心思不惜冒着以身试法的风险，去偷逃国家税款呢？这次从宗庆后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不相信、不知顶着多少光环的劳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这个优秀、那个先进的“成功人士”、“财富占有者们”的贪婪、视法律为儿戏的真实嘴脸，所以，普通老百姓对这些不仅仅是鄙视、唾弃，更是对“国家机器”产生信任危机了，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税务部门对于这次的“偷税门”事件善良的人们怎样一个交待呢？我们会拭目以待的。
作者：苑占永
来源： 证券日报
http://news.hexun.com/2008-04-25/105542431.html
-
-
评论：韩国大企业领导人为何接连下台
4月22日，在面临涉嫌逃税和背信的指控后，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健熙宣布辞职。
当又一个著名的韩国企业家以不光彩的方式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在此之前的2007年6月，著名的企业家，现代起亚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因为筹集秘密资金、贪污巨额公款等4项罪名，被判3年徒刑。更早一点，2006年5月，“大宇神话”的缔造者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也因为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
韩国企业家都怎么了?要知道，三星、现代、大宇这些企业集团，基本上就是韩国的代名词呀。
其实，韩国一批著名企业家出事的背后，是韩国企业发展模式的困境。
不管大宇董事长金宇中、现代董事长郑梦九和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的罪名如何眼花缭乱，背后真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韩国大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经勾结”。韩国大企业模式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支持下的“举债经营”，政府为企业提供信誉担保，企业快速扩张实现规模效应。比如大宇的金宇中，用不到20年时间，把一个小纺织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以至于1987年的美国《财富》杂志，把他选入“最有魅力的50名企业家”之列。
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平均债务资产比率达到了379.8%，到2003年，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172.2%。这种环境之下的企业家，他们的身上也就体现出共同的“企业家精神”——勇于开拓，冒险扩张。比如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 (郑梦九的父亲)信奉“凡事马上办好”和“现场主义”，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李健熙的父亲)信奉“三星第一主义”，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信奉“不冒风险就没有成功”。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上升到了文化层面：“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不断增长是爱国义务。”大多数韩国国民也相信，像三星、现代、大宇这样庞大的公司，他们的使命就是强大国家，他们不可能去做侵害国家与民众利益的事情!
事实也是一部分符合。无论是在创始人这一辈，还是在儿子甚至孙子这一辈，韩国的家族企业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国家责任与民族使命感。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在韩国大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是官商勾结下的腐败与企业家的独裁。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
最近十多年来，韩国政治与企业都在面临一个两难处境：要继续过去的“蜜月”，那不仅会失去民心，更重要的也会把企业推向死亡，大宇就是例证。但历史潮流不是任何人所能够左右的，进入21世纪的韩国，司法公正已成为韩国上下的共同选择。韩国经济到了今天，国家法治化的潮流与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主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三星集团前法律事务负责人金勇哲(Kim Yong-chul)敢于在电视中站出来，揭露三星开设贿金账户，收买政府高官。
想想吧，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司法体系与新闻监督体系，哪个高管敢站出来指责韩国企业教父李健熙?哪家电视台敢播这样影响“安定团结”的爆料?
一句话，当三星、现代、大宇等一流企业的领军人物，纷纷以这样或那样不光彩的方式结束其职业生涯的时候，说明韩国一批优秀企业正在以这种特殊阵痛的方式，在重新进行自我变革，走向它们新的未来。比如，在这次李健熙的辞职中，三星就同时解散了战略规划办公室。这个机构是直接听命于董事长的，权力极大。
所以，李健熙的辞职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三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职业经理层，建立起公开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摆脱与政府之间的“公私合营发展模式”，才是韩国企业的希望。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是同样的。最近娃哈哈宗庆后个税案的揭露，其实已经不是某一个企业家的问题，而是一批优秀的一流企业家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可这批领袖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变。在这种时候，不妨看看三星李健熙的历程，三星的功业不可谓不伟大，但李健熙的下场都如此，我们那些伟大的企业家又能够伟大到哪去?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送给我尊敬的中国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出处：南方周末
作者：姜汝祥
http://news.chinabyte.com/250/8091250.shtml
-
-
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列别德夫遭洗钱等罪名新指控
[float=right]
[/float]
俄新网RUSNEWS.CN莫斯科7月1日电 俄联邦总检察院刑侦委员会刑侦总局向米哈伊尔·霍德尔科夫斯基和普拉东·列别杰夫提出新的指控，指控他们侵吞3.5亿吨石油，洗钱4870亿卢布和75亿美元，这是刑侦委员会新闻处1日公布的消息。
新闻处的消息说，今天被告将和辩护律师一起就指控罪名接受刑讯。
尤科斯公司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梅纳捷普国际金融集团前总裁列别杰夫于2005年分别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诈骗和逃税。
2006年12月，按照俄罗斯总检察院的要求，二人从监狱被押往赤塔看守所，以接受对新的洗钱案指控的调查。
http://rusnews.cn/eguoxinwen/eluosi_anquan/20080701/42190875.html
我的栏目
标题搜索
日历
|
|||||||||
|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
| 1 | |||||||||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
| 30 | |||||||||
我的存档
数据统计
- 访问量: 318709
- 日志数: 629
- 图片数: 36
- 书签数: 64
- 建立时间: 2006-08-31
- 更新时间: 2008-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