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探秘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1-25 19:41:12 / 个人分类：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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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wh 发布于2007-01-25 19: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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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推动了经济高增长？
Michael Spence
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经济高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和挑战。我们见证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事例有诸多共性：良好运作的市场体系、高水平储蓄、公共及私人领域的投资、资源的流动性，以及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创造性的破坏”带来的风险时不会受到过度侵害。
然而，在促进经济实现持续高增长过程中真正起到突出作用的则是“全球经济资源”。这体现在三个部分：
－－需求：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需求十分有限，这使得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得不到体现。而相比之下，全球经济就显得十分庞大，只要成本适中且售价合理，那么需求实际上将是无限的。
因此，当一个国家找准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值得投资的产业后，需求便不再成为出口增长的束缚，其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届时将由储蓄及投资水平来决定。最初阶段，此类投资大多数情况下会涌向出口部门，出口行业的快速发展又将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此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的中国都验证了这一过程。出口的增长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而这一结果单依靠内需是无法实现的。
以上这些描绘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好处。由于与世界范围内的总体需求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他们能够在不必接受不利贸易条款的情况下顺利实现贸易的增长（鉴于其庞大规模，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个例外）。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增长，能限制他们发展的就主要是其投资实力了。由于使用的是未经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过剩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因此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其他领域的衰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本别想达到这一水平，而发展中国家飞速的经济增长步伐最终也会慢下来。
－－科技：全球经济提供的第二个资源是科学技术。从工程学、生产技术到管理技能以及对全球市场的了解，科学技术无所不包。更为重要的是，借鉴他国的技术时不需要再从零开始搞重复开发。与多数商品不同，当知识由一方让渡至另一方时，二者将同时拥有这种特殊商品。
引进技术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但也有的国家能另辟蹊径，如日本和韩国。他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相对较少，但仍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了大量技术。这种情况下，接受国外教育以及各种以学习为明确目的的项目扮演了重要角色。
－－投资：全球经济对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第三种不可替代作用体现在投资方面，更准确地说，是本国所无力提供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便是其中之一，而且通常情况下这部分投资在总投资规模中只占较小比重（一般为20%）。但这并不代表外商直接投资不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不仅引入了先进技术，还使得本国产品有机会“走出去”。
还有一些外来投资能起到弥补国内储蓄不足的作用。但这类投资复杂且具有争议，如金融投资。不同于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投资不稳定，容易撤出；而且一旦突然撤离，它将引发汇率波动，使资产贬值，甚至令银行系统瘫痪。上世纪90年代末就曾因货币危机而见证过如此景象。人们现在明白，当市场出现波动时，那些发展不健全或是信息获取不充分的资本市场很容易受到打击。此外，人们也意识到，不管是完全开放市场，还是草率实现货币完全兑换，这些都是不明智的做法。逐步推进、尝试论证、实际观察分析，这些才是更明智的指导原则。
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可能会使当地货币升值，从而有可能降低新兴出口行业的竞争力。而对出口行业的本国及外国投资来说，国内货币的升值以及汇率的波动都将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架构合理、运作高效，将来有能力偿还债务，再加上其政治体制能确保该国信守承诺，那么通过贷款来满足公共部门的投资需求是可行的。然而这样的先例却为数不多。从那些实现了经济高增长的国家看，外债在其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目前的趋势正好相反：倒是这些国家自己的外汇储备日益雄厚（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储备规模有限，中国则拥有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这就意味着在经常项目（商品及服务）上保持盈余，而在资本项目上则为赤字；也就是，国内储蓄超过投资。
随着高增长经济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国内经济在拉动本国经济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就随之凸显。出口对于经济增长依然有着重大意义，但却不及经济起步时期那般具有决定性作用。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时失去了增长动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时，国内消费未能给它提供足够的发展动力。在经过了发展初期后，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就不能仅依靠出口。
以上就是过去50年中一些国家的经济所以能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这些结论虽然很难推翻，但有人却怀疑它们是否仍适用于那些“起步较晚”的发展中经济体。
这些质疑者认为，对于那些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为与劳动力所能产生的价值相比，其成本要相对低廉；此外，在质疑者来看，这些国家能体现出比较优势的领域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服务业。然而他们却认为上述国家在这方面不具备与中国和印度竞争的实力，原因之一在于中印两国地大物博，这一特点为二者带来了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还有，基础设施投资也令中国极具竞争力，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其他国家很难超越。如此就有了以下结论：我们需要静观中印的发展，直至其国民收入达到较高水平，这样一来他们的关注重点就不会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了。
这一论断或许站不住脚。尽管中印两国颇具竞争实力，但别国可以通过调整汇率来增加自身在出口领域中的竞争力。再者，我们不时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视作一个庞然大物，但事实上它由很多小行业组成。再进一步说，跨国公司为了降低风险往往不会只在一两个国家采购商品。最后，中印两国目前的经济总和几乎已相当于美国经济的五分之一，它们的需求也正逐渐膨胀，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带来了机会。
总之，在促进并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增长方面，全球经济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占据全球人口40%的中国和印度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亚洲多数地区的发展。非洲的出口和整体经济近来也双双呈现可喜势头，尽管其中的部分涨势与商品价格大幅上扬有关。而在拉丁美洲，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处于停滞状态（除智利外），但它在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将助它重回高增长轨道。
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眼下的发展前景或许比二战后任何时期都要有利。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生产总值(GDP)的增速。学习全球供应链管理带来的益处触手可及。信息与技术不断降低着交易成本，并继续为各领域的整合提供强劲动力。面对这种情况，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们有责任制定政策扶持私营部门，使其与公共部门持续共同发展。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所有这一切的重要参与者，新兴经济体的领导者们有大量他国的良好经验可以借鉴。无人在黑暗中前行。
（编者按：本文作者Michael Spence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名誉教授，独立机构发展中国家增长委员会的主席。）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125/opn152721.asp?source=email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7-1-25 07:46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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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强劲增长考验着中国
中国经济2006年的增长率继续高于预期，政府宣布，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预期值，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7%，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4%，增速虽略低于第三季度的10.6%，但经济增长总体上仍呈加快之势，且这一势头预计将保持到今年。
在政府周四公布了上述数据后，许多经济学家上调了他们对2007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一些人士认为，通货膨胀率的显著提高、投资支出的继续强劲增长都预示着，中国政府将继续对经济过热的迹象保持警惕。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7年国民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虽然谢伏瞻拒绝对今年的经济增幅作出预测，但他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农业基础仍然脆弱，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投资消费关系不合理，国际收支不平衡和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仍比较突出。
通货膨胀风险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中国去年1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8%，增幅大大高于分析师们预测的1.9%。
谢伏瞻说，2006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他认为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主要是受粮食价格上涨推动的，而粮食价格上涨又是国际商品市场行情所致，并不是因为国内供应短缺。物价上涨会令消费者担忧，并有可能导致中国央行加快上调利率的步伐，以遏制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提高。但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物价涨幅提高是否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上海的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在致客户的报告中说：目前的通货膨胀影响还只限于国内，鉴于中国出口的是商品，而非食品(除少数例外情况)，而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总体上说仍在下降，因此其他国家的央行还不会对中国的物价形势作出显著反应。
虽然第四季度的GDP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实现了超高增长后已在持续降温之中，但国家统计局此次公布的修正数据却表明，此前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比人们原来预期的还要高。国家统计局周二宣布，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2%向上修正至10.4%；200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从10.3%向上修正至10.4%，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从11.3%向上修正至11.5%。2006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也高于政府此前估计的10.5%。
去年的投资和制造业活动继续强劲增长，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跃升了24%。中国官员近来的言论显示，为了防止投资失控，他们将继续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对新开工建设项目加大限制力度，以及削减银行贷款规模等。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的经济学家龚方雄(Frank Gong)说，虽然政策制定者们预计会对实际经济活动有所减弱感到高兴，但他们仍对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感到担忧，资产价格尤其令他们忧心。龚方雄将他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从9.5%上调到10%，他预计中国央行今年第一季度将上调利率。
Andrew Batson / Rick Carew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126/bch095219.asp?source=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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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利推动中国繁荣之车
Bert Hofman Louis Kuijs
眼下，有关中国企业的利润状况以及这些利润在企业投资中所起作用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都很值得决策人士关注。
从宏观来讲，如果是企业留存资金而非银行贷款在推动投资，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方面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有关部门就需采取其他措施作为补充。从微观角度来看，如果企业治理水平低下、大量投资是在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外部审查缺位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企业盈利在投资资金来源中占据较高比例将导致资金的低效率。
关于这个问题，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多份出版物中发表了调查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得出奇的企业留存，还有一定程度的政府结余，我们还指出，过去十年储蓄之所以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企业利润的增长。我们的一个结论是，中国企业投资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是企业留存。
同时我们还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比以前高，并且，企业应通过国家增加对其所有者即全体国民的分红。国企的分红将减少企业投资中内部融资的比例，从而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过度投资现象。它还将提高国企的投资质量，因为银行或股东对那些投资会更加谨慎。
我们的结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并引发了包括《远东经济评论》在内的许多媒体上的激烈讨论甚至批驳。从某些方面来说，之所以出现争论是因为我们的结论向银行信贷支撑大量投资这一一贯的传统看法发起了挑战。我们认为，经济概念上的误解也是导致一些争论的原因之一，还有对我们所说的以及我们没说的话的误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单伟建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九月号上的题为'The World Bank's China Delusions'（《世界银行高估了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一文。该文的同名删节版也曾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发表。
这些反应以及其他类似的看法表明人们在以下问题上产生了混淆：首先，是在有关企业储蓄、存款的变动、融资盈余或赤字的概念上；其次，是在盈利能力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关系上；第三，在高利润和大量坏帐存量共存的可能性上；第四，以内部融资方式进行投资在效率方面的意义。以下我们分别对这几个方面作具体说明。
中国储蓄率问题的背后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源于居高不下的投资，中国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已超过了40%。不过，对于具体这些投资的筹集过程、或者说整个经济领域储蓄的构成，人们却知之不多。许多人一向认为，企业投资大多来自银行信贷，也就是说，是银行将极其节俭的中国家庭存在银行里的钱贷给了那些不盈利的企业。
如果是在10－15年以前，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虽然那时候的具体情况也有细微差别。不过，那之后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已提高，企业投资资金中企业存留（包括存留收益和折旧基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突出之处在于，企业乃至政府（程度稍轻）的存款也很高。根据全国性统计资料显示，企业存款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还要多（税后），这个比例已超过家庭储蓄，并且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而且，企业投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来自外部（主要是银行），有超过一半来自企业留存。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的投资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其中大约31%来自企业。居民存款和政府存款在投资中所占比例分别是6%和3%。而在企业投资中，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0%的金额（也就是企业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来自外部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银行。
中国企业的留存之所以偏高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工业企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而工业比其他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这意味着企业总收入中相对大比例的资金以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变成了资本，而不是以工资形式发放给了员工。这就是为什么全国范围内行业重要性与存款水平存在很大关联的原因。
我们自己所作的计量经济学估算显示，由于中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印度，因此导致两国储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差9个百分点。其次，中国企业向来分红很少。国有企业更是如此。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占据相当大的份额，特别是在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以国有企业来说，其最大的持股人──国家──一直以来就从没收到过分红。其三，自上个月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造，企业的盈利能力已经有所提高。
中国家庭现在仍相当节俭，近年来，他们将25%以上的收入用于储蓄，这部分储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这个比例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但低于印度。中国人之所以热衷储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需要自己支付一些在其他国家通常由政府或保险公司支付的开支，比如医疗、教育费用等等。不过，家庭存款只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35%。
而且，中国家庭的投资性开支几乎一半来自他们自己的储蓄。因此，家庭财务结余不足以解释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储蓄方面的巨大悬殊，也不足以说明中国过去十年来储蓄大量增加的原因所在。
留存资金与融资差额
单伟建似乎认为，高额企业留存资金与不断借入的银行贷款或银行存款之间并不矛盾。留存资金与银行存款没有什么关系：企业可能留存很高，但仍需要银行贷款，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投资额比留存更高。留存与投资的差额对企业而言是一种资金流。大多数国家同中国的情况类似，企业的资金流往往是负的，而家庭的资金流通常是正的。因此，在这些国家，家庭仍是企业资金来源的一部分。
单伟建写在9月份《远东经济评论》文章中的银行统计表很好地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银行融资在中国融资投资中的相对重要性。企业的净银行融资等于企业贷款的变化去掉企业存款的变化。假定家庭贷款的净变化额相对企业贷款净变化额而言非常小，那么2004年的银行净融资为人民币6,180亿元（780亿美元），2005年为5,860亿元。尽管绝对数字很高，但它们仅占企业投资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2004年的企业投资约为3万亿元（3,790亿美元），2005年则超过了3.7万亿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在中国不再重要。首先，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仍存在从银行的净贷款。其次，对企业的总贷款高于净贷款，因此在具有资金盈余的企业和家庭与具有赤字的企业和家庭间，银行的桥梁作用非常明显。这也意味着较高的企业留存应不会让银行管理者感到自满。而且，中国的未偿贷款数额非常高（GDP的140%），而且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单伟建认为，我们对企业留存的结论和这几十年来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之间存在矛盾。我们则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产生了很多坏帐。不过，如果对银行贷款在融资投资上的重要地位的普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鉴于中国长期以来每年的投资额都占GDP的35%-40%，银行贷款和不良贷款就本应比实际水平高得多。
当然，如果经济滑坡，最近的贷款，尤其是2003年贷款额猛增时发放的贷款仍有可能成为坏帐。但目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简称：银监会)发布的数据和在海外上市中国银行的审计报告显示不良贷款出现了下降趋势。
单伟建发现，由于“中国企业面临困难”，“2000年至2005年期间毛利润率不断下滑”。这与我们对企业利润不断增长的发现恰恰相反。不过，单伟建的结论是根据“毛利润率”得出的，只考虑部分企业成本。根据对企业的调查数据，单伟建用“销售收入”减去“生产成本”得出了“毛利润”。近年来，生产成本的上涨速度大大高于销售收入的增幅。
不过，这项成本只是企业调查数据中列出的成本类别之一。其它成本──包括销售和分销成本、管理成本、财务成本、间接税费──的上涨速度都慢于销售增幅，因而总成本的增幅也低于销售额增幅。所以，把所有成本都考虑在内，利润率是上升的。实际上，2005年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从1999年的不足3%增加到6%左右。
单伟建忽视了营业额快速增长对利润的作用。按照定义，总利润等于销售利润率乘以销售量。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了销售量。随着利润率和营业额的增长，1999年至2005年期间企业利润增幅平均达到了36%。2005年利润率的确面临压力，但销售额的大幅增长仍使当年的利润增幅达到了23%。2006年上半年，利润率似乎已出现了回升。
在近年来原材料价格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是如何保持利润增长的？答案在于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正如单伟建也指出的那样，自1998年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工资增幅（平均约为14%）。因此，产值流向员工的比例从1998年的24%降至2005年的17%。也就是说，在这块增长的大蛋糕中，企业利润所占的比例更大了。
资本收益率不是我们感兴趣的目标，对我们的结论并不重要。利润额与利润占GDP的比例和资本收益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融资条件宽松，我们会认为利润占GDP的比例较高同收益率较低有关。如果制定的政策有利于企业，如当地政府提供了廉价土地、能源、公用事业和税收优惠，我们会认为利润占GDP的比例较高同收益率较高有关。在中国，融资条件宽松，同时制定的政策也有利于企业，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两个因素中哪个起主导作用。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企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在惊人地增长，这表现在所有的统计数据中：利润率、利润和资本收益率。
是数字问题吗？
我们承认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还有很多问题，虽然近来有所改善。不过，我们对企业利润调查数字并不太担心，因为其他许多数字来源证实了我们的主要结论。我们对单伟建先生在《远东经济评论》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
首先，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已经很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投资收益应该可以计入企业的利润项目下，在这一点上单先生的理解也有误差。其次，虽然调查数字中的利润是税前数字，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我们从对企业利润数字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一段时期以来，企业利润和盈利能力已有所提高。我们对企业留存规模的结论是基于全国性的税后统计数字，而不是对企业的调查数据。
当然，尽管中国经济领域的整体利润在上升，但中国仍有相当数量的亏损企业。不过，总的趋势是，亏损企业所占比例在明显下降。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工业企业年鉴显示，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比例仅为18%，而1998年时的比例是28%。
而且，1998年的时候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大于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而到2004年，盈利企业的利润额达人民币1.1万亿元（合1,390亿美元），亏损企业的亏损额只有1,230亿元，也就是说，盈利是亏损的近10倍。
在这些利润中，国有企业占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据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公布的数字，今年前7个月，大型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为4,970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5.2%。与过去几年一样，这个速度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5年，全部国有企业的利润额达到了9,050亿元，较前一年上升了25%。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字显示，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从1998年的40%降到了2004年的35%，同期，亏损国企的亏损额从1,150亿元降到了660亿元；盈利国企的利润额则从520亿元增加到5,310亿元。另据财政部的数字，近年来，对亏损国企的补贴在逐年减少，目前的补贴额为200亿元，仅相当于国企利润额的2%。
政策意义
我们在储蓄、投资和利润方面的认识对决策应有一定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鉴于投资资金有如此大的部分来自企业留存和政府转移支付，那么，货币政策在抑制投资方面的作用可能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有效。
其次，内部资金在投资资金来源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投资具有很大的周期性。情况好的时候，大量利润被投向新项目，从而激发更多的经济活动，而情况不好的时候，投资和经济活动就会因利润收缩而被抑制。其三，利润留存对投资的重要性意味着融资活动缺乏外部审查，因为在项目融资上做决定的是企业管理层，而不是金融机构。
这种情况可能会损害投资的有效性。对此，我们在8月份发表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China Quarterly Update)中表示，投资热潮的持续势必引发对效率的担忧，从这个角度而言，较温和的投资应更有利。
要求国有企业分红将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有利于解决宏观经济方面的担忧。首先，这将有助于利用企业现金流进行的投资项目提高效率。其次，它有利于改善公共资源的总体配置。
我们已注意到，过去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总体已有所改善，一些国企的确创造了很高的利润。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国企分红就更具实际意义了。不过我们提出这种改革建议并不是基于企业盈利水平的高低。
（编者按：本文作者Bert Hofman和Louis Kuijs分别是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首席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
http://chinese.wsj.com/gb/20061012/opn15515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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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高估了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
单伟建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中国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有大量盈利，而且它们把大部分利润都保留了下来。这种观点认为，正是这些利润留存而非银行贷款推动了中国的工业产能和实际产出的迅猛增长。世界银行(World Bank)似乎很赞同这种说法。该行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季报》(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上就采用了类似的表述。
世界银行相信，中国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1998年的2%升至2005年的12.7%，非国有企业的股权收益率从7.4%升至16%。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超过了15%，以任何一个指标来衡量，这都是一个让人景仰的成就。当然，以上这些数据都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基于上述数据，世界银行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工业产能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不会对该国的银行体系构成太大威胁。这是因为，大多数投资资金来自企业的利润留存而不是银行贷款。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对中国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的风险做出预测。中国企业目前的利润留存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如果平均回报率超过15%，那么在资金运用方面还有什么比进行再投资更好的选择呢？但为何中国还要抑制投资过热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的投资率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就像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最近指出的那样。
这些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这与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普遍看法背道而驰。真实的情况是，多年来，中国银行业一直饱受坏帐问题的困扰，这也正是近来中国领导人决定下大力气整顿银行业的原因所在。在拉动经济增长所需的庞大资金方面，倘若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来自银行，那么银行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坏帐问题呢？如果企业各个都是财源滚滚的话，那么中国公开报道的上千亿美元银行坏帐又从何而来？
实际情况其实与世界银行季报所描绘的大相径庭。近几年来，中国制造商深受原材料成本飙升而制成品价格不变甚至下降的所谓“biflation”现象的困扰。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原材料的价格平均涨幅在37%左右。同一期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升幅仅为6.2%，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却下降了5.2%。售价和成本的此消彼涨必然会导致利润率大幅下滑。那么中国企业怎么可能各个赚得盆满钵满呢？
为了从根本上搞清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世界银行得出上述结论所依据的数字，但是，我的结论与世界银行截然不同。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收集对象是年收入在为人民币500万元（约合627,000美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到2005年时，这类工业企业的数量从2000年的155,000家增至超过250,000家。可以查到这些企业各类项目下的总计数据，如总资产、负债、销售收入、产品成本、重大开支以及利润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明确指出，所公布的“利润”数据并没有考虑所得税这个因素。也就是说，世界银行所引用的股权收益率数据被夸大了三分之一，也就是中国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的水平。
所得税并不是世界银行报告中唯一忽略的地方。即使不看所公布的利润数字，用销售收入减掉重大开支也可得出利润额，但由此得出的中国企业利润数据要小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统计局的官员告诉我，这是因为公布的利润数字中包括“投资收益”和“补贴收入”，而这两项数据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没有单独列出。在最终的利润数据中政府补贴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无从知道，但它们显然不应被归在企业实际利润里。
正是“投资收益”进一步夸大了利润数字。当企业向股东派发股息时，就产生了投资收益。这意味着同样一笔利润首先被作为利润公布一次，然后可能因这笔钱作为股息向公司投资者或股东派发，又被多次作为投资收益。为了得出一家工业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应该剔除此类收益，以避免重复统计。如果从公布的利润数字中剔除政府补贴和投资收益，公布的股权收益率还要再下调几个百分点。
因此，根据实际的所得税率，以及在计算过程中统计了多少补贴和重复的投资收益，中国工业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可能要比世界银行的15.3%至多低上6至7个百分点。经此调整后，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盈利能力将下降至不超过8%至9%，仅比中国2005年平均5.7%的最优惠贷款利率高出3至4个百分点，远低于同年香港和美国上市公司比最优惠贷款利率高出6%至9%的幅度。
同时在上海和海外证交所上市的中国企业的业绩也证实，中国的资本收益率普遍低于海外市场。在国内和海外市场上市的同一企业的股价差平均可达30%，显示中国国内的资本收益率要比在国外低30%左右。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的工业企业正在面临“biflation”带来的利润率下滑的困境。从图表中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5年期间，毛利润率一直在不断下降。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产能的过度扩张导致了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以及全球市场上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供大于求又降低了产成品的价格。
因此，许多中国企业都在困境中挣扎。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跟踪的中国企业中，2005年有23%出现了亏损，同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继续亏损。中国成为原材料净进口国的事实意味着中国的企业还要继续忍受生产国开出的高价，而后果就是利润的下降。
我们的真实盈利能力数字并未考虑应收账款中可能出现冲销的情况。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冲销一部分被认为无法收回的长期应收账款。由于已公布的利润不能回溯调整，真实的净利润还会更低，除非原先进行了充分的冲销。
在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应收账款的增加。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The State Ass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简称：国资委)曾公布，今年前6个月，166家中央企业的应收账款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占销售额的16.2%。其中有36.1%的企业的应收账款占到了销售总额的30%以上。这都是经济过热的迹象，也给银行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企业要用应收账款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认为中国企业都是存款大户的想法都是对客观事实的视而不见。公司存款从占中国GDP比例的角度来衡量的确不低，但只占中国银行系统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过去5年中还在不断下降。中国企业的借款比存款更多。其中许多存款的目的不是为了储蓄，而是为了获得银行信贷。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银行要求希望获得贷款或担保的企业在银行中先存入相当于借款额40%至50%的存款。勿庸置疑，中国企业是净债务人，而非净存款人或债权人。
中国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或其留存盈利并不是推动中国产能扩张或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增长无疑要继续依靠银行提供资金。实际上，工业企业的总投资可能不到中国年固定资产投资的20%。另一方面，银行贷款高于中国的GDP。帐外信贷可能高达贷款的80%。合在一起，银行的总贷款可能两倍于GDP。
在中国从扩张产能的增长模式向提高国内需求的模式转换前，中国企业将继续面临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报率低下的困境。这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贷款需求，因为现金流无法满足产能扩张的需求，也将给银行带来风险。中国领导层清楚这点，并已经采取措施给经济降温和缩减投资规模。
最终，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需要逐步将增长模式从扩大投资转变为扩大私人消费和提高生产率上面。看来中国已经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之中，成功转型将会提高经济效率，使其摆脱自己造成的“biflation”困境。
（编者按：本文作者单伟建是私人资本运营企业TPG Newbridge的合伙人。本文节选自周五刊载在《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http://chinese.wsj.com/gb/20060904/opn152121.asp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7-1-28 03:45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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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利润增长模式
单伟建
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办公室”的报告称，中国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已经达到1.70米，高于25年前的1.59米。平均而言，中国成年女性的身高比美国女性高约4厘米。
我就此对一组美国、欧洲和亚洲专业人士（这些人都曾访问过中国和美国，或是在这两国生活过）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97%的人将中国人身高增长归因于他们的饮食更富营养、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跨国婚姻增多等其它因素。只有3%的受访者怀疑这些数据可能存在错误。
我要向这些受访者道歉，上面提到的中国人身高数据是我编造的，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联合国人口统计办公室”。但我要谢谢他们帮助我证实了一个假设：人们对诸如联合国这样的权威机构公布的统计数据一般不会持怀疑态度，不论这些信息看起来是多么不合理。任何曾访问这两个国家的人都清楚，中国女性的平均身高不如美国女性。而且，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一半的成年人在25年中平均身高增加了11厘米也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个实验证明，许多很聪明的人认为正确的事情仍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正如我在《远东经济评论》和其它媒体刊载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世界银行(World Bank)有关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水平以及投资资金来源的结论就是错误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企业的利润是否像世界银行专家认为的那样出现了增长。其实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一个正在长高的矮人还是算不上巨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资本是否得到了有效的配置与使用，从而能够实现与国际水平相当、甚至更高的资本回报率。换言之，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资本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
我自己对世界银行所采用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大大高估了股权回报率，因为这个数据并未减去企业所得税等项目。世界银行对此也不否认。世行坚持认为，由于目前中国企业利润很高，因此其投资所用资金的一半以上来自未分配利润或留存收益，而银行贷款所占的份额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中国企业的投资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资金相对于来自股东权益的资金的比率应该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必然很高。事实上世行就指出，企业储蓄在整个中国国民储蓄总额中所占比例正在上升，目前企业储蓄已超过GDP的20%。
有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储蓄被高估，而居民储蓄被低估。其实，即使假设这两项数值正确，而且确实如世行专家所言，企业储蓄超过企业投资的一半（或世界银行在不同场合下使用的不同百分比数据），这也并不意味着未分配利润提供了企业投资资金的一半以上。
企业储蓄不只包括未分配利润
世行专家说，根据宏观经济学的概念，企业储蓄等于未分配利润或留存收益。这就如同说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纯粹都是氧气。实际上，宏观意义上的企业储蓄不仅包括未分配利润，还包括折旧、摊销（这两项在企业损益表中均被列入成本）和政府补贴等项目，其中仅折旧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的推动，目前投资占GDP的50%以上，而且年均增长25%─30%。这样，随着固定资产基数的扩大，中国的折旧也在增长。中国虽然没有完整的折旧数据，但我们可以做一个估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提供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数据，2000、2001年的折旧占固定资产净值的9.1%，2002年增至11.5%，2003年增至12.5%。据此推算，2005年的折旧应为固定资产净值的11%左右，那么这些企业的净利润不会超过8%、9%的水平。姑且按9%计算，假设这些企业不支付红利，那么折旧（资产净值的11%）高达未分配利润（资产净值的9%）的1.2倍以上，至少占企业储蓄的55%，而未分配利润至多占企业储蓄的45%。因此，如果企业储蓄等于企业投资的60%，未分配利润不会超过企业投资的27%。
这样一个百分比有多大意义？不是很大。重要的是，只要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那么折旧，乃至企业储蓄就会相应增长，不论是否存在未分配利润。
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所称的能够支持他们有关投资主要来自未分配利润的其它数据也都存在同样情况。比如，在企业调查数据中，“自有”或“自筹”资金两项都包含很多未分配利润以外的项目，如折旧、摊销和其他的企业不会列为未分配利润的项目。
谁承担了风险？
但上文所说只是世行专家错误的开始。我们已经知道企业储蓄不等于未分配利润。即使不考虑这个问题，假设企业储蓄在数字上等于企业投资的60%，那么我们能否像世行所说那样，认为企业投资资金的60%来自企业储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事实上，决不能根据企业或国民储蓄的总量数据来判断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即使像美国那样，企业储蓄超出了企业投资，企业投资仍然有可能100%地来自银行贷款。理解资金由谁提供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是谁承担了提供资金的风险。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经济体中只有A、B两家企业和一家银行。A企业没有债务，在银行存款1000美元；B企业资产净值为零，从银行借款1000美元进行投资。那么世行会说，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投资资金100%来自企业储蓄。那么，如果B企业的投资全部损失，会发生什么情况？企业储蓄并没有消失，向B企业提供融资的是银行，而不是A企业，因为承担风险的是银行。如果贷款全部损失，那么银行将承受损失，但它仍需要偿还A企业的存款。银行的职能远不像代客户出售股票的券商那样简单。银行在提供资金的同时也要承担风险，有银行帐户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如果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弥补亏空，情况会是怎样呢？在多数情况下，存款方仍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的存款保险计划拿回自己的存款，具体到中国，则可以通过政府对银行的救助来实现。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在中国的企业投资中有多少资金是来自银行贷款呢？在世界银行的报告出炉之前，这个问题本来一向清清楚楚。就中国而言，企业债务对股东权益的比率（即债务总额除以资产净值）为150%左右，近5年来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由此可见，至少从统计局的数据看，中国工业企业投资资金的60%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无论企业储蓄等于投资的60%还是100%，中国企业投资资金主要仍然来自银行贷款。
企业总体债务/股东权益比率的实际值肯定更高。这是因为在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或大型银行把坏帐剥离给政府所有的资产管理公司之后，一大批企业债务在过去几年转换成了股份。据穆迪估算，债转股涉及的总金额约为4,320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左右。如果这些坏帐没有进行债转股处理，企业债务/股东权益比率肯定会比披露的数字高得多。
有人认为过去10年来中国总体企业债务/股东权益比率已经下降，想必这些人并不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10年前的企业债务/股东权益比率与现在根本不具可比性，那个时候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债转股改革，大批债务被转换成了股权。早在中国大型银行着手解决坏帐问题之前，债转股改革就已开始实施。以我在10年前就研究过的天津无缝钢管厂(Tianjin Seamless Steel Pipe)为例，这家企业当时的负债约10亿美元，完全没有股本金。该企业那时的所有人是政府，政府通过之前的“拨改贷”计划把拨给企业的大部分资金变成了债务。在全国范围开始实施债转股方案后，大批债务随即又被转换成股权，从而使得企业债务/股东权益比率出现大幅下降。迄今为止，债转股方案的实施已有5年之久。
中国银行的坏帐之所以不断增加，是因为过量发放贷款，或者说对其风险定价过低。许多借款的企业都进行了过度投资，即投资于回报与风险不相称的项目。因此，银行体系的坏帐规模是衡量经济低效率程度的最佳指标。平均来说，如果资本回报率足以抵消投资风险，那就不应有那么多的坏帐。中国银行业过量发放或风险估计不足的贷款有多少？据穆迪估算，解决中国银行的坏帐问题需要为其注入6200亿美元的资本，相当于今年中国GDP预计值的25%。这其中包括已经从银行账目中剥离、但大多尚未获得政府资助的4,320亿美元坏帐。这个数字基本上是根据官方账目得出的，因此，很可能是相当保守的。即便如此，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统计局数据库内所有工业企业在1999年-2005年的税前盈利总和。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银行业近几年来的坏帐比率有所下降。这不假，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条：政府主导下对大型国有银行进行了坏帐清理、政府向银行注资使其得以注销坏帐、以及银行因贷款的快速扩张而推动了资产的增长。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银行业已经开始对信贷风险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实际上，迄今为止，各家银行在评估信贷风险方面的操作如出一辙。今年，中国央行对各家商业银行下令，禁止向11个产能过剩或发展过热的重点产业发放贷款。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对贷款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充分的评估，那么这种行政性命令根本就没有必要。所以，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中国银行业已经停止向信贷纪录不佳的企业放贷或者已经对信贷风险进行了合理评估。既然连中国央行都不相信，那么谁还会去相信呢？
过量发放贷款以及对信贷风险定价过低等于是中国银行业向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解决中国银行业坏帐问题所需的资金可以被看作是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补贴。没有这些补贴，中国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将远低于官方披露的数字。中国女性现在的身材要高于25年前，这是因为很多女性都穿着高跟鞋。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显得比以前有所提高，那也是因为站在中国银行业肩上的缘故。
利润率问题
世界银行多方论证了企业利润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增长的事实。的确，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那么根据统计局的数据，1998─2005年间企业净利润年均增长28%。但必须记住，在此期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样在以每年25%─30%的速度增长。500万美元投资创造的利润自然要高于100万美元创造的利润。而且，1999─2005年之间，统计局数据库中的企业数量也由15万家增至25万家。考虑到巨额投资和企业数量的增加，利润的增长根本不足为奇。
那么投资回报水平又如何呢？这些企业的平均股本收益率的增长变得更慢了。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那么1999年以来，企业股本收益率年均仅增长3.8%，2004─2005年间完全没有增长。
我在《远东经济评论》9月号的文章中将企业利润增长的原因之一归为同期年增长率超过5%的生产率上。但这并不完全。无视银行的作用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完整的。为了了解盈利能力的增长来自何处，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利润指标分析。”
企业要通过不同的利润指标来评价经营状况的不同方面。毛利润率为销售收入与产品成本之差再除以销售收入，这个指标用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价格走势是否对企业有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2005年间工业企业的毛利润率每年下降3.51%，可见从总体上看，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或者产成品价格的下降对工业企业构成了很大压力，二者至少居其一。
然而，在此期间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却有小幅提高。净利润率为净利润除以销售收入。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这些企业的净利润率年均提高了0.49%，可见虽然毛利润率在下降，但这些企业同期的净利润率却能够获得增长。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EBIT利润率，即息税前利润除以销售收入。这个指标说明，在支付利息和税金之前，企业的单位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在上述时期中，工业企业的EBIT利润率年均下降0.47%，可见企业在付息前的盈利状况趋于恶化。生产率的提高显然不足以弥补毛利润率的下降，而银行则充当了救星。显然，利率的下降抵消了EBIT利润率的下降，而且还绰绰有余，这是净利润率提高的唯一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以国际标准比较，中国企业的平均股本收益率并不高；而且无论是未分配利润还是企业储蓄，它们提供的企业投资资金的比例并没有超过50%。过去7年中，中国工业企业净利润率的提高完全来自利率的下降。事实上，是银行慷慨解囊，救助并补贴了中国的企业。
那么中国银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能否与外国同行相媲美呢？根本不能。过去3年是中国银行业经营状况最好的时期，但其净资产回报率也只有0.4%，是亚洲最低的。即使不考虑不良贷款准备金的需要，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仍排在亚洲的最后，税前、准备金前的资本回报率只有1.1%。
资本回报率过低是固定资产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特征，目前中国就是这种情况。数年前，经济学家刘遵义(Lawrence Lau)、Alwyn Young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已拿出结论性的证据指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更多的是依靠增加投入、而不是提高生产率创造的。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已经证明了这种论断的正确性。中国也不例外，而且问题更严重。虽然成就斐然，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之高、浪费之严重、效率之低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史上，并不乏持续高速增长的例子。不过，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象当今的中国那样靠如此高的投资来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率。我并不热衷于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资本配置的效率和衡量某个经济体，因为资本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但有时这个比率能够说明一些现实问题。如果调整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需要用到中国2005年GDP的25%，经此项调整后，过去10年的GDP增长率每年应减少3.1%，使年均增长率降到6%，而不是9.1%的水平。
中国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银行改革，并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过剩流动性的推动，因此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提高盈利水平、回报水平和效率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中国在寻找治病良方的道路上走对了方向，但是她现在绝对不需要一个穿着医生白大褂的人对她说：你的身体棒 了。所幸，中国领导层深知这一点。央行的加息之举能够遏制过剩流动性、抑制对过热行业的贷款、提高资本成本的总体水平，这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正确而又必要的做法。
（单伟建为私人资本运营公司TPG Newbridge的合伙人。Forrest Chan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支持。）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
http://chinese.wsj.com/gb/20061124/opn14572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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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长的烦恼
David Roche
今天，许多相信中国未来实力的人士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却感到很悲观。他们担心，当今的许多庞大经济体总有一天将在中国巨大的财富和综合国力的光环面前黯然失色。许多人大肆渲染西方国家将因中国的崛起而出现失业加剧、资本大量外流的前景。但是，只要我们冷静地看看现实，这些夸大其辞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
中国的确影响了全球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格局。这一点并不奇怪。当一个欠发达国家以充满活力的新姿态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它一定会给周围的世界带来变化，否则的话，英格兰可能现在还到处都是纱厂，比利时依然以出产煤炭为主，而日本仍旧是一个生产半导体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增长仍延续了所谓相对优势的自然规律。随着一个国家逐渐进入低端制造业，传统制造商将转向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但这并不是一个非输即赢的零和游戏。相反，在此过程中，全球总的产出量、就业岗位和财富额会同步增长。
在中国时不时公布在各经济领域取得惊人增幅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很明显地看到这个结论。但过分拘泥于这些增幅数字可能会产生误导。毕竟，在一个较低的基数上，即使经过大幅增长，也还是一个很小的数；相反，如果基数很大，即使增幅很小，也能得到一个可观的增量。举例来说，美国或欧盟在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每年增长2%的绝对值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的绝对值。所谓“称霸”世界对中国而言实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要定量考察中国的增长潜力，做法之一是比较其总要素生产力(TFP)的变化，这个指标指的是单位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量增长水平。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供应保持常量，则TFP值也就反映经济的增长速度。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年均TFP为3%。美国的数字是1.7%。从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要想最终达到美国那样的经济规模，中国需要持续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已无法达到以前那样的高度了。
直到最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并无二致。这种模式是以廉价资本为基础，这些廉价资本来自消费者，他们为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大量储蓄，这些储蓄被国家用于提供低成本的信贷和资本支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亚洲新兴经济体得以在出口制造业领域大量投资，并获得超出其他所有领域的增长。
但这种模式现已进入“迟暮之年”。首先，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并非没有止境，从现在到2009年，中国每年的劳动力人口增幅只有0.5%，此后将开始萎缩，从2014年起，每年将以1%的速度减少。技术工人短缺或许已经导致工资标准被抬高。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工资水平已经赶上许多即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在临近香港的深圳，企业工资水平已超过印度和印尼的竞争对手。
同样，廉价资本的好日子也已屈指可数。资本之于中国经济好比汽油之于汽车。打个比方，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每前行单位距离需要两个单位的汽油，而现在则需要5.5个单位。也就是说，单位资本的产出率下降了。以纺织印染行业为例。中国的纺织企业过去不仅可以从地方政府无偿取得土地使用权，而且政府也不要求它们安装水处理设施。现在，至少在东部发达省份，纺织企业必须自己出钱买地、治理排放。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以产出来衡量的资本效率却在下降。随着中国逐渐进入消费社会、家庭储蓄率逐渐降低，将来，资本将变得日益稀缺但会变得更有效率。
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中国全国人大今年1月份制定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要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减少国内储蓄来实现，但由于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系统还不健全，要说服公众减少储蓄并非易事。同时，中国经济还需要转型，从制造用于出口的商品（如装配电子产品）转向服务业等非贸易领域。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从业人员需要培训，公众的服务消费习惯需要培养。
鉴于这些制约因素，预计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平均经济增幅可能最高在8%左右（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财富的增加和上面提到的经济转型或许有可能促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每年大约1%的速度上升。考虑到这些乐观假设，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目前的美元水平计算）增长速度将比美国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高出两倍多。
即便如此，二十年后，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美国的绝对差距将比今天扩大10%以上。的确，到那时中国人会比现在富有，生活水平将比今天高出六倍。但别忘记，美国人的起点要高得多。虽然中国人仍会热衷储蓄，但中国家庭的财富总额将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同时，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的不断上升将抑制中国的增长幅度。最明显的影响将是，中国扩大其在全球制造业贸易领域市场占有率的能力将受到束缚。而且，从出口制造业转型为侧重内需的服务业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个人创造力，而在这个领域，即使是新加坡等相对发达的经济体都遇到了很大困难。中国或许的确发展很快，但目前它还算不上是个世界大国。
（编者按：本文作者大卫•罗奇(David Roche)曾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全球策略部主管。现在他是伦敦投资研究公司Independent Strategy的总裁。）
http://chinese.wsj.com/gb/20061120/opn07440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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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人民币日益反映市场力量
中国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副行长吴晓灵上周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年会时称，人民币汇率将越来越反映市场及经济基本面情况。吴晓灵说，人民币汇率将反映市场力量，但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她表示，中国央行会以可控制的方式，自行展开汇率改革。
吴晓灵表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推进其他经济改革，政府最新的五年计划就着眼于在此方向采取措施。
吴晓灵表示，若中国像部分美国官员呼吁的那样贸然加快改革举措，则将会为中国经济乃至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
吴晓灵称，国内经济方面，中国2006年经济增长超过10%，但通货膨胀率低于2%。这部分反映了政府干预的影响，尤其是在能源价格补贴方面。
吴晓灵表示，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如果允许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则通货膨胀水平可能不会如此之低。
吴晓灵表示，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政府在汇率改革方面有明确的目标。
吴晓灵称，在此方面动作过快可能扰乱市场和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正急于提高出口行业中的就业水平。中国经济出现动荡并不符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最终，中国将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可能促使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脱钩。
吴晓灵还表示，中国不会极力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采取行动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吴晓灵的此番言论被视为是针对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美国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包括私人储蓄相当偏低以及庞大的政府预算赤字，而并非仅仅是贸易失衡使然。
吴晓灵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在当前时期，世界不应当仅依赖一种基准货币。吴晓灵说，因此应当考虑设计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她补充表示，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能就此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美国贸易逆差与预算赤字居高不下，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传统地位正日益受到质疑。
吴晓灵对欧元区成员国同意限制预算、维护欧元区秩序的举措表示了赞赏。
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表示，各方自身都有大量工作要做，预计中国、美国和日本都会采取相应措施。
特里谢称，全球经济似乎仍处在上升阶段，但金融市场的一些强劲趋势可能难以为继。特里谢暗指的是高风险证券的低风险溢价和低息差问题。
近期出现的情况是，股市的波幅于上周创下历史最低水平，新兴市场能够以仅略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水平发行债券，同时，长期借贷成本并不明显高于短期借贷成本，而美国和英国的长期借贷成本甚至更低。
特里谢表示，市场产品的增值能力和收益能力及其发展趋势可能反映出央行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得力，以及衍生品交易在分散风险方面的创新效应。但他补充说，其中部分趋势可能受益于短期现象。
Christopher Emsden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129/bch11015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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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人民币加速升值有利中国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周一表示，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有利于中国。目前国际上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呼声正不断增强。
格林斯潘还表示，美国住房市场调整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他是通过视频会议在上海的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的。
格林斯潘表示，中国应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但又不能操之过急。
他在大会上指出，中国将从人民币升值的略微提速中获益。
此外，格林斯潘表示，美国住房存量今春可能趋于稳定。
他补充指出，显然住房市场已经度过了最严峻的调整时期。
格林斯潘表示，由于美国经济趋稳，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有望得到延续。他还表示，只要利率维持于较低水平，流动性就仍然会保持充裕。
格林斯潘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但他对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所体现出的低风险溢价状况深表担忧。
他表示，他个人认为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会重演，因为亚洲各国现已积累了大规模的现金头寸。
格林斯潘表示，中国股市的如虹涨势应该顺其发展，他建议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股市。
他表示，应该放手让市场按其自身轨道发展。
Siobhain Ryan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129/bch13285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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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呼吁人民币升值
工业七强财长及央行行长周六再次就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发出呼吁，请中国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在德国Essen市召开的工业七强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周六在两天的会议结束时发表公告，呼吁中国人民币升值。公告指出，汇率应该反应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数据。西方国家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中国企业因而进行不公平竞争。
日元逃过指责
就欧洲国家也怀疑币值被低估的日本日元，公告没有指责的词语，只是表示，金融市场应该考虑到日本经济状况良好这一事实。欧盟国家希望会后公告能够指责日元，但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立场相反，希望由市场来决定日元的汇率。
世界经济增长“更为平衡”
就世界经济增长状况，G7财长及央行行长们在会后的公告中认为，世界经济增长更为平衡，这尤其要归功于欧元区经济的复苏。
http://www.rfi.fr/chinoiscn/actu/articles/086/article_165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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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报告：中国经济面临五大挑战
美国国会星期四发表了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经济面临着五个严重问题。报告预测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澳广记者刘江就此采访了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黄教授说，这些问题的确是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做出努力保持社会稳定，减少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请听刘江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昨天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面临着五大挑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将会出现衰退，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这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面临的五大严重问题是：人口结构发展趋势不良、贪污以及法制薄弱、国营企业财务状况窘迫、银行系统运作不佳、财政收支不平衡。这项长达三十四页的报告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降低的趋势意味着中国未来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使中国无法继续维持其以廉价劳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同时猖獗的腐败现象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限制了需要得到知识产权保护行业的发展。中国银行的信贷运作受到政治干涉，导致大量坏帐出现，据估计中国银行的问题贷款可能高达六千七百三十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
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就美国国会的这份报告接受澳广记者刘江采访时说，这些问题的确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从短期和中期来讲，如果中国不发生意外突发事件，中国的经济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高速发展。黄有光教授说：
“我认为这五个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我还要加上第六个问题，就是不平等的问题。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的政策。但是富的人很少，富得很快，而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民和内陆地区的人富得非常慢。再加上贪污问题，滥用权力问题，就会有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没有突发事件的话，我认为中国还会有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发展。这几个问题在短时期内还不至于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减速得很厉害。例如第一点人口问题，由于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孩子生得比较少，多一二十年，人口就会老化，工作的人就会减少。不过这不会在这几年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而是要一、二十年之后才会有很大的改变。中国银行的问题就是坏帐很多，它多数都是贷款给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效率不高，就造成银行坏帐较高。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也不是太严重，因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占的百分比越来越少，私营企业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只要没有突发事件，中国的经济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来说依然可以高速发展。必须避免有突发事件，就要减少不平等，使贪污、滥用权力的现象也相应减少，突发事件就不至于发生。如果能做到这点，中长期的发展都是乐观的。”
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称，尽管中国政府自己也了解这些严重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而这一改革将可能会威胁到中国政治系统的某些方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说，贪污和滥用权力问题只有通过政改来解决，而实行舆论监督应当是制约官员权力的有效办法，但是在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之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反而出现了倒退：
“解决这几个问题本身跟政改有关系。贪污、滥用权力必须要通过政改来彻底解决。贪污和滥权就是因为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恰当的制衡。一个比彻底政改更容易的就是让舆论自由也就是报章电台的言论自由来制衡官员的权力，这点非常重要。就这点而言，本来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人们对胡温新政抱有很大期望，虽然胡温新政在有些地方做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这方面却倒退了。这两年来对言论的控制更加加强了，我想这是不对的政策。政府应当利用舆论的力量来控制官员滥用权力，这样才能减少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上个月中央党校课题组有一份关于政治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些改革的地方，比如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使司法有限独立，这就比现在要有所改进。不过关于新闻控制，这个报告还是非常强调党管新闻的重要性。从这儿可以看出他们还是要对这方面进行严厉管制。我认为这方面也可以做适度的开放和改进，就可以帮助解决这几个问题。”
美国国会的报告警告说，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衰退，就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对此黄有光教授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澳大利亚就会首当其冲：
“由于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尤其在进出口就是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更高，所以如果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原材料的进口就会减少，影响其它国家，尤其澳大利亚是会相当的明显，因为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很多原料。对其它国家也肯定会有影响。不过我的看法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只要能够避免突发事件，短期中期中国经济依然可以高速发展。长期来说经济增长率迟早一定是要减少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从百分之十减少到百分之八甚至百分之五，都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要避免社会不稳定。”
以上是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谈美国国会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五大挑战的报告。这次的今日话题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http://www.abc.net.au/ra/mand/stories/topic/s16997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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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最大受惠方是中国
韩美银行洛杉矶分析行长 孙圣源
“您所在的城市巨无霸汉堡包的价格是多少?” 根据《经济学家》杂志统计的“巨无霸汉堡包指数”，巨无霸汉堡包在纽约的售价为3.22美元，在挪威奥斯陆为6.63美元、东京为2.31美元。最便宜的城市是北京，仅1.41美元。“巨无霸指数”反映的是各国货币对美元的相对价值。按照巨无霸指数，与美元相比挪威的克郡被高估了106%，相反人民币则被低估了56%。
人民币被低估意味着什么呢？既，中国人在进口巨无霸汉堡包时，消费者会因价格过高难以购买。同样的道理，进口其它任何商品都是如此。中国人也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想购买拉夫-劳伦衬衫或劳力士手表。但买得起外国名牌的中国人只占极少数。因为人民币被低估后，购买质量相似的产品时，中国商品最便宜。
与进口货相比，中国人当然也就更乐于购买国产货。中国的储蓄率超过40%，排世界第一，这也不奇怪。在上次的评论中，笔者曾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令美国消费者获得了巨大利益，由于低廉的中国商品的涌入，美国国内的物价得到平抑，消费者的购买力也相应增加了。可以说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因进口中国商品得到了提高。”对中国消费者而言，这种影响刚好相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会因人民币被低估而下降。
中国经济因缺乏适当的出口而累积下来了过度的流动性。因人民币被低估，中国年年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些外汇在中国人民银行被换成人民币后，进一步助长了中国国内的流动性。中国当局的低价利率政策则是火上浇油。
被低估的人民币和过度流动性、低利率和高储蓄率都扭曲了中国经济的成长结构。因人民币被低估，出口在增长。又因消费者侧重储蓄，更多的商品转向出口，虽然这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并不相符。最后是出口价格下跌，贸易顺差持续增长。
在中国短期内得到膨胀还表现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投资（investment）领域。低利息、出口热潮、过分流动性都助长了投资。2004年我曾经去过一趟上海。当时，刚刚建成的高楼大厦林立的浦东地区，仿佛像纽约的曼哈顿。然而，到了夜晚，大厦所有的登都熄灭了。因为没有入住者。那些大厦都是以投机为目的才建成的。
据说当时在中国1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地铁。那是因为，所有的城市都希望拥有地铁。其地铁建设的筹措资金来源也极为简单，那就是大部分工程费用由国策银行出。另外，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关的建设项目的增加，也是为投资推波助澜的一个原因。然而，从摩天大楼及地铁建设中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国内的所有投资并不都是经过深刻研究的。
中国以牺牲消费作为代价，增加出口及投资，形成了一种歪曲的经济增长。“为出口而出口”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应当通过贸易，让消费者获益，并提高生活质量。
如果利息和汇率等市场机制得到正常运作，市场中的歪曲现象很可能被自动调整。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拒绝将权限移交给市场。人为的歪曲在中国无处不在。
健全的金融系统基于健全的通货政策上。健全的通货政策又需要有弹性的利息与汇率。人民币自由浮动的可能性，正是健全的金融系统和通货政策的关键因素所在。
通过市场让人民币升值，对于消费者、通货政策、金融系统，乃至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来看，通过人民币升值，最终全球经济将会得到改善。
然而，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的受惠方不是别人，而是中国。中国必须允许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与其它贸易国家，美国或欧元圈国家相比，中国还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在这些国家保护贸易主义得到力量，中国将会失去更多。中国的经济危机很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雪崩般的波及效果。不仅是金融方面，从对北问题到地球温暖化，主张中国必须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相互协助的言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中国目前正处于实施“双赢战略”的必要时期。
韩美银行 洛杉矶分行行长 孙圣源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 ... 200707110000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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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总理：“我们当时应该走中国道路”
[float=right][/float]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问题委员会主席、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答俄新社编外记者尤里·普卢坚科问。
问：您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而著称...
答：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建议翻过苏中关系25年艰难时期这一页并开始进行互利合作。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我当时坚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问：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同中国现在的关系？
答：俄中关系很不错。商定了许多突破性的解决办法。2006年在中国成功地举办了俄罗斯年，2007年正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中国妇女代表团前不久曾到我们联邦委员会作客。
我本人多次去过中国，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2003年我在中国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李鹏，他送给我两本很好的相册。中国最近20年来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尊重。在1989至1991年期间，当苏联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方面错误的观点在我国赢得胜利。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李鹏在1995年对我说，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苏联经济的建议与中国的改革非常相似。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我们当时应该走中国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另一股势力占了上风。"我羡慕中国人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现在世界上没有人怀疑中国取得的成就。这是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10%、12%、14%！中国甚至在控制这一速度，以避免经济过热。
从1995到2007这12年，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上海和深圳，我在街上看到许多丰田、奔驰和奥迪轿车。我说："既然你们进口这种昂贵的轿车，你们的国家真富有啊。"而中国人回答说："您错了，这些车不是我们进口的，而是我们自己生产的！"中国现在已经同欧洲人一起组装飞机。我可以说，与中国地方航线的机群相比，俄罗斯的机群，特别是国内航线的机群，禁不住任何批评。
问：您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上曾经工作多年。怎样才能改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合作？
答：对我们的合作不能加以简单的评价，因为苏联时期和现在的合作形式完全不同。当时是另外一种体制，另外一种经济合作方式，援助也是一样：苏联在中国建起了200多个冶金厂、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和国防工厂。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是另外一种经济模式。我们目前生活在市场关系中。谁的商品物美价廉，谁就获胜。应该大大增加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额。我国的制鞋业现在因为中国的扩张而蒙受巨大损失。俄罗斯的许多制鞋企业已经倒闭。
中国非常重视发展新技术。我早在1995年访问上海自由经济区后就谈到过这一点。在1995年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电视塔，周围都是村庄。可现在那里竟生活着250万人！那纯粹是一座城市，那里有学院、展览馆等设施。然而，我国政府却按照离岸区模式开始建立自由经济区。这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经济区。我希望，中国建立自由经济区的丰富经验能够对我们非常有用。
问：作为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问题委员会主席，您的主要工作方向是哪些？
答：我负责解决的是自然垄断问题。这涉及到天然气行业、通信业、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包括核能在内的能源业。我们也负责解决石油工业的问题。目前国家，特别是它的出口潜力，主要依靠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俄罗斯国家预算的60%左右来自自然垄断行业。这种情况在我国还会存在很长时间。机器制造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顶多为3%。也就是说，机器制造业目前没有竞争能力。现在自然垄断行业决定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确的。不能把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在出口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因为下一代在20年、30年、40年后可能就没有天然气和石油用了。因此对我来说，许多中东国家是个榜样。例如，沙特阿拉伯石油储量丰富，但是它的预算和国内总产值60%以上靠的是加工业。它还发展机器制造业和休闲业。俄罗斯也应该发展其他行业。我们应该有出色的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
为发展航空工业、造船业和核能工业，国内建立了国营控股公司。我们提议还要建立能够协调化学工业发展的机构，可建立委员会或署。
http://rusnews.cn/renwufangtan/20070810/41866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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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市经济规模已与东南亚主要国家相当
中国各省市的经济规模已与南亚主要国家相当。2006年，中国有8个省市（香港除外）的国内总产值（GDP）超过了菲律宾。其中，广东省已与印度尼西亚相当；江苏省将于2010年超越去年的印度尼西亚；四川省也预计将于2012年超越去年的泰国。
在这些省市，如果地区消费能力在中等收入层逐渐扩大的带动下得到进一步提高，除以往的北京和上海，选择进驻地方城市的外资企业也有可能会增加。
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内，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总数为31个（台湾除外）。其中，广东省为总产值冠军，去年达到3400亿美元。在5月下旬召开的广东省党代会上，该省制定了每年9％，到2011年使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200亿美元，比2006年高出5成的目标。（8月24日 《日经产业新闻》）
http://china.nikkei.co.jp/china/news/indu/indu200708240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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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研究所预测奥运后中国经济仍维持高速增长
【共同社9月9日电】日本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日前总结的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在2008年奥运会后陷入不景气的可能性较小，有望继续高速发展。
报告认为，体育场馆和道路等奥运相关投资已过高峰，“奥运效果”的消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甚微。
与之相比，日本和韩国在举办奥运之后“奥运效果”消退，经济发展都曾受到较大影响。报告预测，奥运过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也将维持在近10%的“过热”水平。
报告是基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开资料做出的。资料显示，中国在2001年获得奥运主办权后，加紧完善和建设比赛场馆及机场等设施，相关建设投资已过高峰。
奥运对GDP的推动效果在2007年仅为0.22%，2008年加上旅游收入也将止于0.25%左右。因此，奥运结束后景气的下滑也仅限于如此程度。
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亚洲调查部长山口正章指出，中国经济“规模比东京奥运会时的日本要大许多，北京奥运经济效果所占比例小于以往的奥运会。与之相比，更应注意的是城市房地产投资过热”。（完）
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 ... e&storyid=4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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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带着一项艰巨的平衡任务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五年的任期，他表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仍是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时他还承诺要构建更加平等的社会，并创造更好的自然环境。
胡锦涛周一在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经济发展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五年中几乎翻了一番，于2006年达到了略多于2,000美元的水平。胡锦涛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再增长一倍，并基本消灭绝对贫穷的现象。
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增速在10%以上）已令很多中国人生活更加富足，但国内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环境破坏也日益严重。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向2,000多名党代表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极高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为代价的。
胡锦涛指出，为了在不耗费太多资源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将来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及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他还为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勾勒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蓝图：着力发展高科技而非重工业；着力发展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为了确保经济增长惠及更多国人，胡锦涛表示，政府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医疗保健及社会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并且将促进私人领域增加就业岗位。
胡锦涛的讲话主要围绕整体发展策略，而没有一一列举新的政策。他的讲话几乎未涉及人民币汇率、房地产价格及股市飙升等短期经济问题。中国股市基准上证综合指数周一收于6030.08点的历史新高，该指数今年迄今的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125%。分析师称，既然政府高层领导已就胡锦涛讲话列出的几个优先问题达成了一致，各政府机构将在未来几个月制定出具体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赵锡军指出，从胡锦涛讲话的重点不难看出，未来几年发展经济仍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其重要性超出了其他任何问题。赵锡军表示，中国政府重点关注环境问题意味着，污染制造者将面临高额罚金，节约能源的技术将获得税收方面的鼓励；此外，由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了希望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个人所得税税率或将随之下调。
不过胡锦涛并未明确表示他将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环境及实现社会和谐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在贯彻胡锦涛的政策时有可能被夹在这两大工作重点之间左右为难。
西安市市长陈宝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确实要求地方加强环境保护，但地方政府也需要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陈宝根指出，发展的提速为更多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从而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税收。西安市政府需要这些钱来履行自己有关提高社会服务标准的承诺。他表示，如果没有资金，市政府就无法支持教育、改善医疗保健体系。
事实上，胡锦涛也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保持经济增长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促进经济繁荣视作一副良方，用之化解任何因其执政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胡锦涛在讲话中确实提及了政治改革，他在讲话中至少六十次提到了“民主”二字，但他明确指出，必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改变都将在一定限度之内。
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将重心置于国内事务之上，其对国际争端以及军事行动基本上采取了回避态度，而且此次胡锦涛也指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解决台湾问题仍是中国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最重要工作，而且近来两岸关系正处在紧张状态。不过，胡锦涛并未提议要大幅调整对台政策。他提出要和台湾当局就两岸和平展开协商，但前提是台湾领导人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现任领导人已经表示了不接受这一谈判前提。
Andrew Batson / Jason Leow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0 ... source=mostpopul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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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用外汇储备发展医疗事业
卫生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高强，10月18日他在中共十七大上表示，中国政府将不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资助快速扩张的医疗事业，而将通过日益增长的政府投资实现。图片拍于5月14日，日?瓦。REUTERS/Denis Balibouse
路透北京10月18日电---卫生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高强在中共十七大上表示，中国政府将不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资助快速扩张的医疗事业，而将通过日益增长的政府投资实现。
中国希望到2020年为全国所有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届时中国人口估计将达15亿。
中国公众对医疗体系表现出日益不满，建国之後有一段时间，城市居民从出生到死亡，医疗服务曾经都覆盖，但这套体系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後已不复存在。
高强同时表示，企业也将投资于该事业，虽然没有透露细节。“政府将增加公共医疗投资，同时企业和其他机构将为其员工的部分医疗需要埋单。个人也必须支付部分钱，”他说道。
“我们将逐渐增加政府投资，减少个人经济负担，”高?说道。“政府主要将通过预算来动用财政资源。我们不必使用外汇储备。”
中国外汇储备是世界最多的，第三季度总量已达1.434万亿美元。经济学家认为，外汇储备过多将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并迫使政府允许更多资本流出。
由于央行为控制人民币升值进程而购买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和周期性的热钱流入，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膨胀。这也成为中国与美欧关系的一大争端。（完）
翻译：程华 发稿：金红梅
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hina-631200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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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经济危机的覆辙
“ 倘若中国经济泡沫破灭……”，这是法国财经报刊《论坛报》周四刊登在市场与金融版的一篇文章的题目。针对中国股市飞涨引发的泡沫破灭的忧虑，文章认为，中国目前形势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辙。
文章写道，经济学者不太看好中国股市异乎寻常的飞涨，因为根据经验，也根据一个不可变更的逻辑，任何泡沫最终都将破灭。而在中国今年夏季的股市风潮之后，这一威胁更让人无法等闲视之。文章首先引述专家，以融资数额两年内增长到原来的五倍上海股市为例，简要解释了中国股市泡沫出现的原因，然后写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对股市泡沫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热钱涌入推动上海股市攀升，也迅速带动中产阶层大笔储蓄。汇率政策调整四个月之后，上海股市攀升速度从23%变成了78%， 泡沫开始成型。而同一种原因导致同一种后果，房地产价格也随之飙升。拉扎尔兄弟金融咨询所的经济顾问指出，这些过度的表现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文章写道，中国现在的情况呈现出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相同的特点。和当时的日本一样，中国银行系统混乱而脆弱；和日本一样，中国拒绝采取防止股市﹑房地产双重泡沫膨胀所必需的措施。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年贷款指导利率只从2，25%上调到了3,88%。这离达到收紧货币政策所要求的水平还差得太远。同时，所有出台的措施都显得无济于事。文章虽然认为，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但指出, 以中国之大，重蹈日本覆辙不能不令人忧虑。
但是, 中国为什么既意识到达摩克莱斯之剑的存在，又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呢？拉扎尔兄弟金融咨询所的经济顾问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货币决策机构面对不同目标间的冲突。《论坛报》文章解释说，大幅提高利率肯定会阻止泡沫的膨胀，但是，也会导致大笔热钱涌入，从而使人民币坚挺。然而，正如日本当年一样，维持货币的超强竞争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是重中之重。
文章介绍说，日本式的危机，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同时破灭。虽然还有其他可能的局面，但也都并不令人乐观。不过，文章引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名教授今年八月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位教授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可能不是１０％到１１％，而是只有４，５％到６％。 这种观点也许可以给投资热情﹑至少是世界市场降温。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094/article_420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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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s发布于2007-10-20 16: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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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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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全面通胀风险--社科院报告
10月19日，顾客们在山西省长治的一个超市中抢购冷冻鸡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进入全面通胀的风险。REUTERS/Stringer
路透北京10月22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进入全面通胀的风险,除货币政策外,今後的宏观调控更需发挥诸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其他调控措施,并指出今年首次出现贷款增速超过存款增速将是对中国银行业的挑战.
《上海证券报》周一援引该报告分析称,目前在强劲的总需求带动下,中国物价水平呈抬头趋势.不过,当前物价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粮食价格上涨所致,不太可能形成全面、持续、不可容忍的通货膨胀.
同时,因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能够由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及各自增长率的变化所能解释的部分较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并不是导致中国物价总水平变化的基本原因,故报告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并非全面的通货膨胀,且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判断未来通胀压力的适当指标.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上周四透露,9月CPI同比上涨6.2%,1-9月CPI则上涨4.1%.他并表示,物价将在高位持续一段时间,但大幅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局面尚未缓解,但目前还得不出经济全面过热的结论.
报告分析指出,自今年2月份以来,全部存款增速已慢于全部贷款增速,而全部金融机构的贷存比在持续下降之後,稳定在68%左右.随着这种格局的持续,即使没有央行的紧缩政策,银行业的流动性头寸也将趋于紧张.同时,报告认为,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利益冲动并不因央行加息而受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25日起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今年以来第八次上调.央行今年以来并已经五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完)
--发稿 邵晓忆/张喜良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hinaNews/idCNChina-721200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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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触顶回落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这可能表明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触顶，有望进一步出现回落。
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周四宣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1.5%。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高于预期，为11.9%，而第一季度为11.1%。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1.5%。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房地产投资热，以及企业对新工厂产能的大量投资。2007年至今，此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7%。但经济增长的另一主要推动力──出口，其近几个月来的增幅却较年初时近30%的增长率略有放缓。
第三季度的增幅略低于部分人士的预期。中国央行的研究部门曾预计第三季度的增长率将回落至11.7%。同许多观察人士一样，央行的经济学家也预计今后几个月的经济增幅将温和回落：他们预计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为11.5%，然后会在2008年上半年降至11%以下。
但几乎没有人预计经济增长率会大幅下降。近几周来，中国官员多次表示，政府短期内的经济政策重点仍是抑制经济偏快增长。不过，他们尚未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或是宣布新的紧缩措施。中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将继续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信贷投放过多，并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7月份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之强劲，超出了人们预期，此后央行已经三次上调基准贷款利率，总共调高了0.72个百分点。消费物价指数的大幅上扬（8月份达到了6.5%）也是上调利率的原因之一。不过物价的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肉短缺造成的，迄今为止，其他商品的价格并未大幅上扬。由于猪肉价格从前期高点回落，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也降到了6.2%。
Andrew Batson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025/bch144021.asp?source=Up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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