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经济的外资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4-21 22:24:49 / 个人分类：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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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wh 发布于2007-04-29 2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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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作用
报告作者之一Dennis对记者进行阐述 (C) WWFChina
WWF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项目主任王会东回答记者问题 (C) WWFChina
中国，北京－4月25日，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重新思考中国境外投资》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对外投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都需要重新考虑现有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因为现有的这种经济模式将使全球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并阻碍全球可持续性发展的实现。
WWF这一全球环境保护组织对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取决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获取自然资源，从而为像美国或欧盟等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另一方面则是满足国内经济增长。
报告的作者之一，WWF贸易与投资顾问Dennis Pamlin表示：“中国现有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工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否则，我们在未来就会为获得自然资源而争斗。”
通过分析，报告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对石油、铁矿、木材、棉花和大豆等产品的进口需求将会成倍增长。而大部分中国进口的自然资源都是以增值品或成品的形式重新出口给其他国家消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从东南亚国家大量进口木材是对热带雨林的一种威胁，但事实上，70%的进口木材都被制成家具出口至美国和欧盟。因此，美国和欧盟的消费者仍然应当承担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责任，只是通过消费中国产品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而已。
WWF（中国）战略总监李琳表示：“ 发达国家现有的不可持续性消费模式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渗透。这也引发全球各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并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的增长加剧了这种趋势，因此，需要重新考虑如何维持全球可持续性发展这个问题。”
报告认为，目前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线形模式，该模式忽视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转化成“循环经济”，这种循环经济是建立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的。
报告还描述了一种“三角模式”，建议将其运用到全球贸易投资政策制定以及全球外交中。这种模式将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大类，即自然资源供应方、产品和服务生产制造方以及在全球贸易系统内的消费方。
李琳补充道：“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模式使建立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可能。这种模式将为世界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 ... sdetail.shtm?id=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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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步入歧途的税收优惠
梅新育
引言：中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在3月16日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以高票通过了。与备受争议、因而需要大张旗鼓舆论推销的《物权法》不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受到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发自内心的支持。作者计划用系列文章从商务角度解读分析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此为第二篇。
作者是两税合一的坚定支持者，但并不想否认内外资区分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制曾经对中国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问世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时中国面临严重的资本短缺和外汇短缺，直到1989年末，中国国际储备从未达到100亿美元，1980年末甚至出现过－10.13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数字；1981─1990年间有7年货物贸易收支为逆差，外商直接投资被视为弥补资本、外汇缺口的重要手段，且没有对外借款那样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无陷入拉美式债务危机之虞。与此同时，当时我国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的开放度不高，而且对外资企业实施了外汇平衡、出口实绩、国产化比率等多项要求，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现行企业所得税制中对内资企业的“逆向歧视”总体上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形成现实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当时我国探索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为时未久，外商对我国了解不足，我国投资环境存在不少缺陷，要改善投资环境又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财税优惠弥补缺陷，降低外商赴华投资的不确定性，不失为一种激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正确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从一个外商投资无足轻重的国家迅速成长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迄今已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2002年更高居世界第一。截至2006年底，我国内地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19亿美元。
然而，从80年代初至今20多年里，税收优惠正日益扭曲而步入歧途，其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除了激励假外资等问题，已经以“外商投资企业”名义注册运营的企业普遍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利用对外资的优惠政策逃避税收，常用手法之一就是利用中国对外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税收政策优惠：前两年免所得税，接下来的3年减征所得税，优惠期结束之日也就是他们变身之时：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机会主义做法，撤资转移到新地方；或“改名换姓”变身“新”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01亿美元；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约28万户，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约2455亿美元。 换言之，截至2004年，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接近4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有56%以上消失，其中除了部分确实属于经营不善破产关闭，很大一部分就是上述操作所致。有一种说法称改革开放至今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有1/4从来不曾正常纳税。
如果税收优惠仅仅是让一些企业逃避税收义务倒也罢了，更有甚者，税收优惠还成为一些企业、一些投机者冲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工具。90年代以来，国际游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屡屡引爆金融危机；近几年，国际游资（hot money，直译为“热钱”）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冲击也成为国内外的热门话题。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金融市场开放度迄今也相当有限，出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游资常常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完成跨境流动，中国庞大的对外经贸规模（2006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7万亿美元）也给乔装打扮的游资创造了巨大的隐身空间。通过贸易渠道进行变相资本流动的具体方式是进出口伪报，其中最重要且最难监管的方式是伪造价格（转移定价）。转移定价通常被视为一种跨国公司广泛运用的避税手段，但这一工具同样可以用于达到变相资本流动的目的。高报进口、低报出口，结果是资本外流；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结果是资本内流。在中国的实践中，自从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资本外逃问题以来，由于长期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进出口伪报主要用作资本外逃的工具。2002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兴起，中国变相资本流动方向逆转，进出口伪报目的日益从资本外逃转向资本内流，其方式相应从过去的高报进口、低报出口转向高报出口、低报进口。
进出口伪报从资本外逃工具转为变相资本内流工具要遇到一定阻碍。在作为资本外逃工具时，企业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帐面利润大量向境外贸易伙伴转移。企业通过在境外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离岸公司，以离岸公司作为境内企业的交易对手，就可以避免为由此积累的帐面利润付出高额税收成本。相反，当企业为了牟取预期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收益和较高利息收益而通过进出口伪报渠道引进资本时，他们必然对税收成本比较敏感。高报出口、低报进口虽然能够获得较多的出口退税收益，但造成境内企业帐面利润高于真实利润，在正常情况下要付出较高的税收成本。因此，游资通过进出口伪报渠道内流可行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境内企业能否获得可观的税收优惠。由于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陷入“财政倾销”式竞争，对外企、某些民营企业和开发区给予了过多财税优惠，享受优惠的企业将更有条件利用变相资本内流的进出口伪报渠道牟利。换言之，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税收优惠实质上不过是资助投机者冲击自己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而已。有鉴于此，中国还能不反省过分泛滥的税收优惠吗？
（本文作者梅新育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人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427/col145255.asp?source=Up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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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中国两税合一暴露美国自身问题
梅新育
美国贸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一年一度的《国别贸易壁垒报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下文简称“《报告》”）已于美国时间3月30日提交给美国国会，并于4月2日发布了。作为美国的最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地，中国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继续“享受”了特殊待遇：《报告》全文650页，总共指责了63个贸易伙伴的“不公正贸易行为”，其中关于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区和台湾省）的分报告就占了69页，超过全部篇幅的1/10，远远超过欧、日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篇幅。
在这篇报告中，美方列举了中国在进口政策、国内政策等十多个领域的数十项“贸易壁垒”，举凡贸易权、进口替代政策、关税和其他进口税费、关税分类、海关定价、原产地规则、边境贸易、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等，无不囊括其中，这些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惊奇的是，这次的《报告》竟然将中国两税合一也列为“贸易壁垒”，实属荒唐。
在我看来，《报告》就中国两税合一的指责，与其说是暴露了中国方面的问题，不如说是暴露了美国自身的缺陷。
缺陷之一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意识。
中国赋予外资“超国民待遇”而对内资实行“逆向歧视”的现行二元企业所得税制度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根本变化，这种二元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负面作用也变得日益突出，不公正地削弱内资企业竞争力、扭曲企业和政府行为、助长“寻租”……，其弊端早已远远超过了益处，而且形成了“真实税负偏高──增加税收优惠项目──通过税收优惠项目偷漏税收猛增──税率进一步提高──增加税收优惠项目”的恶性循环。终结对内资的“逆向歧视”，推行两税合一，将为中国带来一个更加公正的市场秩序，这些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美国贸易代表署无视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而对中国两税合一横加指责，充分暴露了它在国际经贸问题上的霸权主义行为。别国给予美资企业、美国商品超国民待遇，这是“公平”；在自己国内给予自己本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相同的税收待遇，这就是“不公平”；如此逻辑，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举的“公平贸易”旗号实质究竟是什么。
缺陷之二是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公务员工作态度有问题。
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已于3月16日通过，到3月20日，中国全部政府网站、主流媒体都已经全文公布这项新法律；美国贸易代表署的《报告》于3月30日提交给美国国会，撰稿人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分析中国这项新法律的正式文本，并写入《报告》。然而，在《报告》中，我不无惊奇地发现，这部分内容完全是根据去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写成的，以至于其中出现了这样的段落：“由于该法律草案（作者注：指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尚未公开发布，还不清楚现行有利于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是否会取消，或按照怎样的时间表取消”（《报告》第91─92页）。
作者本人身为中国政府部门研究人员，给政府部门写了不少分析报告，一份报告写作周期可能较长，从初稿到最终定稿会经过反复审阅修改，最终定稿的时候有些情况会与当初完成初稿的时候有所变化，因此，在最终定稿的时候一定需要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动态加以更新。如果作者写的分析报告定稿不是根据最新的材料，而是根据三个多月前的情况，结果肯定会挨板子。或许山姆大叔的政府部门比较“自由”？只是在如此“自由”状态下提出的要求，其他国家究竟有无必要认真对待？
缺陷之三是《报告》指责中国两税合一本身就隐藏着美国政府部门的自相矛盾。
美国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受各个利益集团影响很大，各部门之间协调并不完美，甚至同一部门之间也未必能够保持原则始终如一，导致他们对贸易伙伴的不同要求之间往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在中美经济、政治交往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美国自己造成这样那样的政策目标冲突，这一次指责中国两税合一也不例外。
最近，美国对华反补贴正闹得满城风雨：2005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U.S. Trade Rights Enforcement Act)，针对中国规定准许对来自非市场经济体的进口适用美国反补贴法；今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署向世贸组织(WTO)申诉中国出口“补贴”，多项财税优惠措施名列其中；3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宣布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初裁对山东晨鸣纸业公司、江苏金东纸业公司出口到美国的铜版纸分别征收10.90%和20.35%的反补贴税，对来自中国其他厂商的铜版纸征收18.16%的反补贴税，开创了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之先河。
问题是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倾向极为突出，出口占其营业收入总额比重通常超过70%，甚至接近100%，中国对美出口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外资企业出口，包括美资企业对母国的出口。根据美国商务部2005年4月12日发布的进出口关联贸易（related party trade，指美国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贸易）统计报告，1992─2004年，关联贸易在美国自华进口中所占比重从10.5%一路上升到27.1%，在美国对华出口中所占比重从4.9%上升到14.2%， 不属于公司内部贸易的在华美资企业对美出口还不包括在内。这样，即使不考虑美国的上述要求和指责是否合理、是否霸道，贸易伙伴消除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会被指责为“贸易壁垒”和“过度干预经济”，不消除对出口型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又会被指责为“补贴”，那么，贸易伙伴要怎么办才能满足山姆大叔的要求？出现这样的问题，充分表明美国贸易决策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中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愿意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贸易伙伴展开广泛的协商，但中国整顿市场秩序、发展民族经济的天赋权利不容侵犯，也希望贸易伙伴在协商时表现出足够的一致性，避免自相矛盾。
（本文作者梅新育系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人员，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http://chinese.wsj.com/gb/20070406/col115433.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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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一是否动摇外商信心
看看谁逃税了!
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做出重大改变：外国企业在中国也将和中国企业一样征收25%的所得税。1991年所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也将在2008年作废，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1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该法规将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而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所给与的外资企业的种种优惠税率将不复存在：尽管现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均为33％，但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或15％的优惠税率，而内资中只有微利企业能够享受27％或18％的照顾税率。这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却令内资企业在税负上遭受差别对待。那么“两税合一”之后会对外商在华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毕马威财务公司（KPMG）4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区税务峰会”，对70家跨国企业的350名代表做了问卷调查，其中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统一所得税是调查的重点话题。
“税务改革使得一些税率优惠被逐步废除，”毕马威维也纳事务所的总经理汉斯也在做对华投资资讯的业务，他对此有自己看法，“即便提高了税率，中国仍是很吸引投资的国家。由于和中国签订了双边征税协定，再加上奥地利的集团征税模式，使得奥地利的整体经济形势更有吸引力。”
毕马威的调查结果显示，税务改革只是影响在华投资的原因之一，但以下三个方面影响到潜在的在华投资者的决定：首先是法制的不明确（32.8%），其次是中国的官僚主义（22.6%），再次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21.9%）。这些也是外商进入中国最大的顾虑所在。
“尽管中国加大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但是奥地利企业依然没有准备将产生高附加值的研发部门设在中国。”毕马威林茨事务所的经理韦雷娜教授表示。
34%的被调查者认为，“司法独立”是他们对某一国家的经济建立长期信心所必需的最重要原素，司法独立的重要性超过了“选择良好的金融监管机构”（28%）和“现代化的银行系统”（11%）。
调查结果显示，外来投资者对在中国投资比以往更有信心。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246692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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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出手整顿外国大企业
麦当劳在中国生意火爆，但最近有点烦。（法新社）
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是仍对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施行“双重标准。”《回声报》日前撰文披露这个现象。
文章写道，中国政府总是急于处分外国企业，不久前公开批评快餐业两巨人——麦当劳和肯德基。广东省这两家连锁快餐店被批评付给半工员工的工资太低。
中国政府利用快餐店受薪人身份的法律模糊性（他们多为学生）以及国家制度与地方制度之间存在的混乱（广东省政府日前通过设立最低工资标准）来诋毁这两家快餐连锁店。快餐店发言人断言，公司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
贸易联盟全国总工会指出，半工最低工资为每小时0.75欧元，而麦当劳支付0.4欧元，肯德基支付0.47欧元。当地报纸《新快报》撰文披露记者潜入这两家快餐店发现的可疑行为之后，总工会做出反应，要求麦当劳和肯德基补足工资差额。
这件事再次反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年之后，外国企业仍然受到特别严格的监控。而新闻界随时准备抨击外资企业，甚至连当地企业并没有起到模范作用的领域也一概加以批评。
沃尔玛和宝洁的先例
素以同法律做游戏而出名的中国企业常常在会计账中“忘记”登记部分员工。上海CMS-FRANCIS LEFEBVRE事务所劳工法律师朱汪强（音译）承认，“上海郊区有许多加工厂并没有申报所有的员工，”因而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中国企业不支付全部社会分摊金也是常事。”受薪人以现金的方式拿到部分工资，企业并不申报这部分薪资。
中国的劳工世界还存在着一些黑工。城市并无法全数吸纳官方统计到的近2亿农民工。这些农民到城里来挣钱，很少能够取得合法身份。尽管中国的户口制度有所放松，（这种内部工作许可制度将员工与某个行政区域联系起来，给予劳保，）但是令当地移民受到限制，无法被“正式雇用”。
意识到社会形势存在的潜在危机，中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改善工作条件的运动。但是，批评自己的明星企业往往将局面搞乱，中国政府因而捕捉到机会，把外资企业作为替罪羊。
沃尔玛去年被中国劳工部和医疗保险局要求允许成立全国总工会旗下的工会，而全国总工会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这间在世界其他地区拒绝承认受薪人权利的企业来说，在中国作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让步。
美国宝洁集团也有过一次苦涩的经历。去年9月，广东一家电视台披露一项研究报告结果，披露在其高档SKII系列面霜里含有铬和钕，当然报道并没有指明只有微量物质，对消费者的健康无害。但是这个疏忽并没有令中国卫生部手软，这家企业被迫在3个月里从市场上撤回所有这些产品。
九天译自法国《回声报》
http://www.oushinet.com/news/256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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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投资中国可能碰壁 “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
巴黎高等商业学院（HEC）2位金融教授提醒投资者不要盲目地以为中国处处是黄金。盖里和勒福尔教授为VERNIMMEN网站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其结果令人颇感意外。他们指出“所有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换句话说，必须知道如何判断。他们认为在中国上市的主要企业将“碰壁。”
他们对在深圳和上海上市的1421家企业当中的981家国营企业进行了金融分析，除去银行、保险和不动产公司，只保留了资本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如果说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发展速度自2002年以来达到每年28%，即两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却不大赢利。
盖里教授解释说，“中国股市上市的企业税后利润只有5%到6%，即远远低于资本成本（约为10%）。而欧洲企业2005年的赢利为9.5%，比平均资本成本高出2.5%。”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距呢？这2位教授引述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企业对原料消费很多，但是没有将原料的涨幅反馈到客户身上。盖里嘲讽道，“这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到时候很可能发生意外。”
尽管中国企业职工人均生产率的发展令人吃惊（3年中雇员产生的人均营业额上升了78%），但是一些其他指数令人担忧。中国企业现金不足，无法产生足够的流动资金，过于依赖借债融资。
有些企业尽管赢利不好，但却是股市的宠儿。中国股市的这个局面令人想起70年代的欧洲股市，盖里和勒福尔教授担心对盲目在中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产生不好的后果。盖里说，“他们只看到上海股市今年攀升了130%。这对中国市场是件好事，目前净收所有的现金。但是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象那些把所有积蓄都投入中国基金的普通老百姓交待呢？”
正如30年前的欧洲那样，工业企业“大龙”的目标就是征服市场，而不考虑经营成果。不同的是，当时欧洲“企业处于通货膨胀的时期，他们借债的实际利率为负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用空话还钱。”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九天编译自《费加罗报》
http://www.oushinet.com/news/228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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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赋魁：韩国企业应做好进军中国的抗压准备
韩联社首尔3月7日电 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认为，韩国企业应该放弃“进军中国就能轻松赚到大钱”的想法。在此之前，应当做好与国际大型跨国企业和中国国内企业在中国市场展开激烈竞争的准备。
7日，宁赋魁在韩国工商协会举办的早餐会上以《日益变化的中国投资环境与韩国企业进军中国的战略》为题作演说，介绍中国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并提醒已经进军或计划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应注意上述问题。
宁赋魁说：“除韩国企业以外，日本、欧美等地区的跨国企业也正积极摸索中国市场，而中国国内企业也在蓬勃发展。”“韩国企业在中国将不仅需要面对跨国企业强而有力的竞争，还需要考虑到中国国内企业的迅速追赶，以及中国消费者要求的不断提高。”
宁赋魁表示，目前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过分“垂涎”招商引资的成果，而私自批准与中央政府政策背道而驰的引资项目，由此会偶尔出现一些最终被中央政府一票否决的情况。他特意要求韩国企业留意这一点。
宁赋魁说：“中国政府不会再盲目吸引外资，今后将更加重视环保、节能及经济效益等因素。”
http://www.worldvil.com/bbs/boar ... _id=155&pag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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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被迫改变对华出资战略——审批严格化、时间长期化
近来，外资企业被迫改变对华出资战略的情况接连出现。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于出资或收购著名企业的审批更加严格，审批时间也大大加长，其间投资对象企业的股价上升导致收购资金增加。德国戴姆勒放弃了向著名卡车企业北汽福田汽车（北京市）的出资，美国高盛证券（Goldman Sachs）和三菱商事也撤销了对中国企业的出资计划。
戴姆勒07年1月已经就向北汽福田出资24％一事达成协议。原计划以每股2.75元接受第三方分配增资，不过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北汽福田的股价在年初到本月初这段时间内上升至3倍多。
两公司已就取消出资计划达成共识。转为探讨设立大中型卡车领域的合资公司等其它方式的合作。北汽福田的公告中解释道，“原因是自1月达成协议以来，中国经济尤其是股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月14日 《日经产业新闻》）
http://china.nikkei.co.jp/china/news/comp/comp200712170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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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将变中国东莞的委托工厂为全资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商务科技（东京千代田区）12月17日宣布，将把中国的生产委托工厂变为全资子公司。新公司将继承接受生产委托的当地工厂的员工和设备等。柯尼卡美能达的目标是，通过把受托生产方变为子公司，可以回避税务和环保等方面的风险，同时还可以通过将员工转为本公司正式员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柯尼卡美能达从1994年开始向“东莞石龙事务机工厂”提供生产及质量管理技术，委托生产复印机和打印机等。新公司“柯尼卡美能达商务技术（东莞）”将继承东莞石龙事务机工厂管理的资产。留用的职员约5000人。
中国可能会针对外企委托生产的产品出台新规定。据柯尼卡美能达称，通过将中国的生产委托方改为全资子公司并留用全部职员，就可以回避增值税和各种环保规定。（12月18日 《日经产业新闻》
http://china.nikkei.co.jp/china/news/comp/comp200712190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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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中国市场获丰收
投资中国市场的对冲基金截至11月底的最新业绩数据总体来说相当出色，不过，部分基金11月份出现的下跌也促使人们考虑，是否有必要选择手续费高昂的对冲基金。
截至11月底，投资中国的对冲基金公布的涨幅平均达到了两位数水平，有几家基金甚至超过100%。
据道琼斯通讯社(Dow Jones Newswires)了解到的业绩数据，瑞士Heritage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788 China Fund升值104%。总部在中国的Greenwoods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Golden China Fund整整涨了一倍，还有其他几只基金的涨幅也在30%以上。
不过，总体表现出色之余，仍有一些基金的业绩情况令人担忧。今年的中国股市总体大幅盈利已是定局，因此，投资者即使不参加对冲基金也能获得可观的回报。今年至11月底上证综合指数的涨幅是82%，恒生指数也有44%，与一些对冲基金相比毫不逊色。
而且，上个月中国股市的那波大跌行情也让多只对冲基金遭到重创，这不禁让人对它们承受中国市场动荡的能力感到怀疑。比如，Golden China Fund上个月就跌了9.3%，而最近推出的面向高成长性企业和私人股权的Golden China Plus基金则下跌了13%，其年初至上月底的增幅因此降到30%。
Greenwoods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士未回复记者的采访要求。
香港的Ginger资本管理公司经营的一只中国基金上个月跌了17%，至11月底的年增幅因此降到40%。该公司人士也未回复记者的采访请求。
汤姆森公司(Thomson Corp.)策略研究部主任克里斯托福•M•谢林(Christopher M. Schelling)说，投资者希望在风险条件下仍能获得可观的回报。他还说，如果上证指数接下来几个月出现大幅跳水，那也不足为奇。
788 China Fund似乎经受住了上个月动荡行情的考验。尽管当月上证综指下跌了9%，但该基金仍上涨了2.4%。Heritage基金管理公司副经理卡利姆•达奥(Karim Daou)说，他们的基金依据宏观战略决定投资，会根据总体业绩前景决定进出哪些具体领域。
达奥说，基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资产，其次是抵御通货膨胀和利率变化的负面影响，然后才是追求进一步的业绩增长。他们不会瞄准某个指数，因此，在保护投资的价值上拥有必要的灵活性。
针对日本市场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咨询的维扬•艾伦(Veryan Allen)说，尽管现在还不清楚一些基金发生损失的真正原因，但下跌是一个“警示信号”，说明基金经理们持仓很高，而且风险管理作得不够。
艾伦说，中国市场的一个另类之处是，投资者不能作空。不过他还说，有很多途径来对冲，包括作空在美国上市的存托凭证。
艾伦说，那些只想作多中国市场的投资者可以不用考虑对冲基金，这样也能避开它们高昂的手续费。他建议投资者考虑一下中国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比如，iShares的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基金。该基金截至11月底的涨幅是72%。
艾伦说，当一切风调雨顺的时候，大家都能赚钱。如果你认为中国市场还会上升，你也可以选择最简单、成本最低而且最直接的投资品种。
Kaja Whitehouse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226/bch115823.asp?source=whatnew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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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业再次向外资有限开放
中国正在向那些有意涉足国内红火股市的海外投行敞开大门，不过，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的开放程度还很有限。
预计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将在近日起草完成有关跨国投资银行在华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规定。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已经分别签署了成立合资公司的初步协议，将根据这些新规定进行落实。
据获知证券监管机构计划的一位人士透露，外资投行在新成立的合资承销机构中最多将可持有33%的股权，这一上限今后可能会提高到49%。这位知情者表示，新的合资公司最初只能从事承销业务，在经过一段未详细说明的“成熟期”后，监管部门再决定是否批准将业务扩展到自营、经纪服务和资产管理等方面。
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者将获准投资现有中国证券公司，获得少数股份和较少的控制权。上述知情人士称，有关外资投资现有证券公司的新规定可能会参照对外资入股中国商业银行的限制。
在中国，一家外国投资者至多只能持有一家国内商业银行20%的股份。单一一家国内银行的外资股份合计不能超过2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未回复记者的采访申请。在本月初发表的声明中，中国证监会表示，新规定将对境外资本参股国内证券公司进一步放松条件，还将明确合资证券公司逐步扩大业务范围的条件和程序。
新规则对后来者进入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如已在华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和瑞士银行(UBS AG)。在2005年下半年监管机构对其它申请者关闭大门之前，这两家银行就获准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在中国还有一些较小的合资证券公司，但其规模和影响都无法同高盛和瑞银的合资公司相比。
对新来者业务范围的限制可能会令渴望迅速开展各种中国证券业务的海外银行感到失望。中国是在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率领的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着手制定这些新规定的。鲍尔森曾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对外资开放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是此次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
今年，上海证交所首次公开募股(IPO)总金额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证券市场。2007年，中国公司通过IPO共在上海证交所筹资553亿美元。
在国内没有合资公司的跨国投行长期以来一直从设在香港的前哨机构向中国公司示好，通过香港或美国的证交所将中国公司与国际资本流动联系了起来。尽管中国政府大力发展上海和深圳两处证券市场，但跨国投行一直未能分享中国股市的繁荣。
瑞士信贷计划同北京的方正集团(Founder Group)合资。摩根士丹利则希望与上海华鑫证券(China Fortune Securities Co.)成立合资公司。
摩根士丹利目前被动持有中国首家合资证券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 34%的股权。尚不清楚摩根士丹利是否会获准继续持有中金公司的股份、同时与华鑫证券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摩根士丹利驻香港发言人傅望羊(Wayne Fu)对此不予置评。
Rick Carew
http://chinese.wsj.com/gb/20071228/bch102159.asp?source=whatnew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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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抬头日益警惕
驻华外资企业对在中国随着经济增长而抬头的“经济民族主义”日益警惕。不仅中央政府加强了外资收购著名国有企业的限制，而且中国企业在振兴“自主品牌”等“公众舆论”的推动下，与外资之间的纷争也显露出来。这些作为今后在中国开展业务将面临的新风险迅速出现。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大概要属法国达能与其合资方杭州娃哈哈集团（浙江省）之间围绕“娃哈哈”品牌使用权等展开的纷争。达能指出，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通过其家族企业制造、销售与合资公司竞争的产品，损害了合资利益。而宗庆后则指责了达能向多家食品企业出资的行为。双方随之在海内外展开了诉讼战。
在中国，宗庆后不仅是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在著名网站和电视节目中，宗庆后主张“要保护中国土生土长的品牌”，使受众形成了“外资打算廉价收购中国企业”的印象。
与外资合资的品牌在中国并不少见，不过这种诉诸“公众舆论”的战略今后必须要加以警惕。（1月8日 《日经产业新闻》）
http://china.nikkei.co.jp/china/news/comp/comp200801090105.html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8-1-9 03:18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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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舍而求得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打算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家新的证券合资公司，一些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如今盯上了其所持有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的34.3%的股权。
出售所持中金公司的股份主要缘于摩根士丹利想在中国大陆股票承销市场站稳脚跟的愿望。这家华尔街投行最近与上海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China Fortune Securities Co.)签署了一项合作组建合资公司的协议，但按照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摩根士丹利不能同时在中国持有两家合资公司的股份。
虽说出售中金股份并非出于资金方面的需要，但此举客观上将使摩根士丹利的资本充裕度大大提高。2007年12月，摩根士丹利向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出售了9.9%的股权，并由此获得了50亿美元的注资。之前该公司宣布在第四财政季度冲减94亿美元的与次级抵押贷款和其他抵押贷款投资相关的资产。中投公司持有中金公司43.35%的股权。
银行业人士表示，摩根士丹利所持中金公司的股权价值相当可观，可能超过8亿美元，数倍于它的帐面价值。
摩根士丹利和中金公司均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据投资银行人士和一些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称，中金公司的股权交易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买家可以藉此将大笔资金投向中国。最近几年，由于海外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的在华收购交易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像这样的投资机会已经日益变得可遇而不可求。
眼下，海外基金迫切希望能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私人资本市场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与中金公司结盟无疑将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对于中金而言，海外基金在投资项目评估和尽职调查方面的专业经验也可让它获益良多。
去年9月，中国政府批准中金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itic Securities Co. Ltd.)恢复直投业务，实际解除了2001年4月以来针对证券公司的私人资本模式投资的限制。随后，中金公司私人资本部门的管理人士另行组建了鼎晖投资(CDH Investments)。目前该公司已成为国内民营企业中最活跃的投资者之一。
中金公司是由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于1995年联手组建的，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合资证券公司。但是由于合作双方在中金公司管理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这桩具有战略意义的突破之举未能在中国资本市场结出应有的硕果。
受到中国相关法规的限制，摩根士丹利即将组建的新合资公司只能从事证券承销和债券发行业务。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规定外国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所占股权最高不得超过33%，不过这一上限将来有可能会提高到49%。
Laura Santini / Rick Carew
http://chinese.wsj.com/gb/20080109/bch074317.asp?source=mostpopul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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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界的“老门头”（1）——合资的秘诀在于与人打交道
——中国汽车市场的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而早在1998年，本田就在广东省设立了合资公司广州本田汽车，成为日本大型汽车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先锋。现场指挥的就是至2004年任广州本田汽车总经理的门胁轰二。他凭借流利的中文与亲切的笑容，被当地员工和新闻媒体敬称为“老门头”。在此让我们和门胁一起回顾日本汽车制造企业开拓中国汽车业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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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人事调动。1993年，我肩负开拓中国业务的使命赴任香港。虽然我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中文系，但进入本田之后，海外赴任都是去欧美。1991年从加拿大返回日本总部时，我已经50多岁。我想自己再也不会被派往海外工作，再不可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业务了，因此连原本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的中文教科书都扔掉了。
当时，本田正在探讨与中国大型汽车厂商东风汽车集团（湖北省）成立汽车合资公司的可行性。1996年底，听到法国标致要从其与广州汽车的合资工厂撤出的消息时，本田产生了由东风与本田携手买下这家工厂的念头。
90年代中期，中国乘用车市场规模尚不足年50万辆，而且其中八成是政府公用车和出租车。但是，总有一天私家车时代会到来。首先是富人要买车，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模式。如果面向富裕阶层生产轿车，就一定能卖出去。这款车就是“雅阁”。
听到广州标致工厂出售的消息，我马上向当时的副社长宗国旨英（后升任社长）做了说明。宗国副社长当机表示：“很有意思。立即去办！”
——在异国他乡经营合资公司的困难可想而知。文化和思想的差异也时有冲突。门胁坦言：与人打交道是合资成功的秘诀。
具体详情容我后叙，但结果是，汽车合资公司的合作伙伴选择了广州汽车。合资业务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配合。广州本田最初的中方负责人是执行副总经理陆志峰（现任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与他年龄相差一轮，但“气味”却出奇地相投。虽然彼此能够很融洽地相处，但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个约定。
这就是：“只要迈出会议室，我们就只发表在会议室里决定好的事情。”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在会议室开会进行自由讨论，有时也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会议室的墙壁是玻璃的，办公室里的其他职员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会议室里面。当然，争执起来的话也会被看见。因此，如果从会议室里出来后两人的指示不一致，就会在职员中造成混乱。
所以，在会议室里另当别论，只要一出会议室，就要保持日中最高层经营者之间的步调一致。中方第二任最高负责人、执行副总经理曾庆洪（现任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这一点上也深有体会。
合资业务决不是一件坏事。合资方还出面为我们与掌握审批权的政府部门进行交涉。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按照自己一方的想法是无法顺利开展业务的。尤其必须考虑如何与合资方分享利益。
只想着独占利润应该是最大的风险。率先转让新技术，帮助当地产业健全地发展，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实践，才使广州本田得以顺利起步。（未完待续，12月18日 《日经产业新闻》）
门胁轰二简历：1965年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本田公司。派驻欧美之后，于1993年出任本田技研工业（中国）社长，1995年出任本田驻中国总代表，1998年任广州本田汽车总经理，2002年任本田地区执行董事，2004年退休。出生于日本鸟取县，现年65岁。
http://www.nikkeibp.com.cn/chin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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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界的“老门头”（5）——构筑信赖关系，速断速决
上接本站报道（1）合资的秘诀在于与人打交道、（2）一书偶识本田、（3）感受“雷公”的魅力。、（4）与东风汽车的合资，源于双方利益一致。
——门胁确定接手广州标致的工厂，生产雅阁所拥有的价值。所以本田为了实现在中国生产雅阁，迅速开始与中方进行正式交涉。
在广州本田成立的签字仪式上，当时的李鹏总理来到日本本田总部.bmp
在广州本田成立的签字仪式上，当时的李鹏总理来到日本本田总部
1997年春，本田方面由原田实董事（现任专务）、中方由当时的广州市副市长、负责汽车产业的张广宁（现任广州市长）出任各自的谈判团团长开始交涉。后来成为广州本田的第一任中方负责人的陆志峰与我坐在谈判桌的一角。
起初，本田与东风汽车打算收购广州标致。但是希望汽车产业能够扎根的广州市方面坚持要“自行解决”，不愿出售。东风汽车尽管与一汽一样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但却缺乏资金。而广州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积极引进外资，广州政府以资金为后盾，逐渐掌握了合资谈判的主导权。
接手工厂的最初计划是本田出资50％，广州汽车及东风汽车两家中方公司出资剩余的资金。但广州汽车和东风汽车在出资比例上发生了争执，各自出资25％的简单方法未能实现。最终，中国经济政策的司令塔——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曾培炎副主任（现任副总理）提出了一个方案。
曾培炎的方案提出分别成立车辆组装与发动机两家公司，广州汽车和东风汽车分别与本田合资运营这两家公司。这是一个典型的不伤面子的中国式方案。这回本田表示反对。本田认为：发动机与车辆组装工厂一体运营是汽车制造的基本原则。成立不同的公司，而且是与不同的对象合作的方式无法接受。
本田唯一能够妥协的一点是两家合资公司的总经理（社长）由本田指派。而且是由一人身兼两职。这样即便是不同的公司也能实现经营的一体化。但是在中国，一人不能担任两家公司的总经理。最终，本田同意向两家合资公司分别指派总经理，双方在1997年11月达成了有关合资的基本共识。
——门胁从1998年1月开始担任谈判的现场负责人。当时本田的会长宗国旨英对其高度信任，使得门胁能够对于谈判果断做出决策。
当谈判朝着“与东风汽车合资生产发动机，与广州汽车合资组装汽车”的方向进展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本田方面的谈判团团长。当时的谈判方式是具体内容由现场交涉，现场谈判出现胶着状况时，再由三家公司的团长举行高层会谈。我没有事事都请求宗国旨英的指示。宗国旨英也没有事无巨细一一过问。
希望快速完成谈判是因为中国市场变化剧烈的结果。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开始了政府部门改革。公务员搬出机关宿舍，也不能再使用公车。在郊区买房的人开始增多，私家车热潮即将兴起。在大众车时代到来之前，需要尽快确立生产体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真实想法。
谈判能够快速完成，与陆先生成为广州汽车方面谈判团团长也有很大关系。一天，与陆先生共进晚餐时，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本田决定了总经理的人选了吗？如果门胁先生做的话，就让我来做副总经理。”我当即表示同意。接下来就是：“那么就让我们按照能够使两人更容易合作的方向来敲定合同细节吧”。这种信赖关系推进了谈判的进展。（未完待续，12月26日 《日经产业新闻》）
http://china.nikkei.co.jp/china/news/colm/colm200801290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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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韩企“半夜逃逸”真相
由于对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短期不适应，某些企业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渲染气氛，影响中国政策。
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是否正在以“半夜逃逸”的方式撤离中国？按照韩国产业资源部的计划，1月21日由该部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的“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开始进入青岛、广州等韩国企业集中的地区展开实地调查。
此前一段时间，“中国经营环境恶化”“亏本”“撤离”等字眼接连出现在韩国媒体上。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近来在华投资的韩国企业因为付不起职工工资或者负债而“无端撤走”的现象很多。
“半夜逃逸”为哪般
韩国媒体报道称，由于中国转变税收政策，加强了对环保方面的限制，加之不断上涨的工人工资和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使在华的韩国中小企业劳动成本负担可能会增加50%以上。这对为“赚取劳动成本”而进入中国的韩资企业产生直接冲击。
而这些韩国企业撤资时，不愿意走正常程序，而是选择留下工厂设备，单身撤离。这就是所谓的“半夜逃逸”。韩联社报道称，在青岛附近的胶州，目前已有103家韩资企业采用这种方式撤离，这种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
韩国媒体称，这些企业之所以“半夜逃逸”一是觉得中国的清算“手续繁杂”，二是需要返还当初进入中国时接受过的各种优惠。
“撤离潮”言过其实
韩国媒体甚至提出了“撤离潮”的说法。《中央日报》的报道称，目前在华投资韩国企业约2万家，其中有20％连年亏损，预计将有4000余家亏损企业撤出中国。
“海外的报道有点夸大了，实际撤离中国的企业很少。”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实际上，受到税收、劳务等政策改变压力的不仅仅是韩资企业，还有日资和台资企业。张燕生给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日韩企业在中国的结构很相似：其中50％的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30％的企业返销母公司或者本土，20％出口海外。这其中，只有那30％和20％中的低端边缘企业可能撤离。”
宋泓介绍，根据去年年底他到韩日企业比较集中的青岛和厦门考察了解到的情况，“他们都投资很多，不会说走就走，真正离开的很少”。
据了解，目前倒闭、逃跑、转移的韩资企业，大多是皮革、成衣和缝纫玩具等加工型小企业。它们更为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就难以生存。
政策调整需渐进过渡
“中国从2005年开始调整外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韩企撤离是个迹象，表明外资企业感受到政策压力了。”宋泓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现在有些外资企业有撤离的考虑。但政策对这些企业的现实影响远远没有海外媒体报道的那样大。张燕生认为：“这些企业试图通过媒体报道渲染气氛，发出声音，通过有关部门来影响中国政策。”
“政策对新入外资影响更大，现在那些想进来的外资企业开始观望、权衡，它们觉得中国投资的机会少了。”宋泓说。
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是渐进的，执行起来也应平稳过渡。张燕生指出，中国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帮助不适应环境变化的企业转型和获得社会支持。这样才能避免类似韩企那种“半夜逃逸”现象的发生。（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琦、张皓雯发自首尔、北京）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08/02/17/43489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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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地经营条件恶化韩企纷纷无故撤离
因当地的经营条件越来越艰难，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无故撤离现象正在增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制定出应对措施，政府将首次实施实态调查。产业资源部23日表示，计划与外交通商部、劳动部、法务部、大韩商会等共同成立“无故撤离应对特别工作组”，从明年1月21日起，以中国青岛、广州等韩国企业集中的地区为对象，展开当地调查。
政府决定，通过对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撤离当地的问题进行实态调查来提供支援。这是由于最近一些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因企业经营条件恶化，试图在没有支付薪金、税金等情况下无故撤离，因而在当地引发众议的情况频繁出现。上个月，在中国上海崇明县发生了进军当地的韩国企业和仁纺织的韩国干部职员被中国职工监禁的事件。此前，在山东省青岛也发生过韩国中小企业在拖欠职工薪水的情况下半夜逃跑的事情。
韩国企业撤离中国的现象频繁出现，是由于在中国经济从轻工业转为重化学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外资企业的企业经营条件正在逐渐恶化。进军中国的韩国中小企业大部分是看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纤维等轻工业企业，而中国政府为了将产业结构转换为附加值高的重化学工业，正在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制实惠，加强环境规制。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 朴淳旭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 ... 20071224000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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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企“赤裸之逃”的反思
中国专门记者 池海范
在中国山东省胶州，2家韩国皮革企业的情况引起议论纷纷。D公司因经营环境恶化，从4年前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在订单减少、人工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该公司裁减了三分之二的员工。工资制度也转变为按劳计酬。结果D公司以少数员工创造出了更多的产量。现在D公司存活下来了。
而S公司则在上述期间增加了银行货款，拖欠工资，对客户、房主的“负债”也增加到最大限度。3年后，S公司的30多名韩国高级管理人员留下总额为2亿人民币的债务，“夜半逃跑”了。当他的一位企业界人士说，3年来S公司就是在为逃跑做准备。
几天前在青岛市郊城阳区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里的窪里工业园区聚集了800多家韩国首饰企业。
走到一处小巷，就看到工厂大门上挂着用红字写着“工厂出租”的条幅。这里是韩国人总经理在去年逃跑的工厂。相反，隔着一条小巷的S工艺品有限公司却是一派繁忙景象，150多名员工正在寒冷天气中热火朝天地工作。该公司总经理说，虽然企业环境很不好，但首饰生意还可以做。
最近，部分韩国企业“逃离中国”的现象在中韩两国引发了争议。两国国民的情感也在恶化。企业“赤裸逃跑”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有些企业是适应不了急剧变化的企业环境；有些企业是受不了中国拖沓至极的清算程序和中国政府部门不公正的执法；有些企业是怕来自客户的人身威胁。也有些企业家整日忙于饮酒、打高尔夫球，荒废了事业。因此可以说，简单地指责某一方是错误的，也于事无补。现在首要的是，两国政府应该出面，为已达到极限的在华韩国企业能够按各自情况进行清算提供帮助。
首先，韩国企业家担心，如果进入清算程序，就会白白辛苦，失去全部财产，甚至还会进监狱。中国政府应消除这种担忧。为此，应放宽追缴5大保险和关税的规定。另外，中国政府应当为减少对韩国人的劫持、行凶等身体威胁做出努力。中国政府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显著贡献的韩国企业，以“饮水思源”的态度协助其清算工作。
另一方面，韩国政府应与中国政府协商争取当企业内部设立清算小组时，韩方法定代理人能够参与其中的权力。只有这样，设备和库存才能被合理评价。相反，对故意克扣银行贷款或工资的企业人，回国后应作为经济罪犯予以严惩。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劳动者的权利提高，低工资时代也即将画上句点。低效率、低附加值产业正在向高效率、高附加值产业转变。“赤裸逃跑”也可以说是“经济模式转变”的副产物。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专家们称：“经过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泡沫将会被破灭，变得更加透明和规范化。”专家们还预测，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多，内需市场也将进一步增长。也就是说，不应该一味地以消极的眼光看待中国市场，而把现在当作具备竞争力的企业进军中国内需市场的绝佳时机。因此眼下让人头疼的“赤裸逃跑”，从长远来看，也许会成为将两国经济更上一层楼的“苦药”。
韩国朝鲜日报中国专门记者 池海范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 ... 200801280000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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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厅向撤离中国的韩企提供税务咨询服务
国税厅开始面向在中国事业失败并撤回的韩国企业提供有关清算程序及税务问题的咨询服务。希望利用这项服务的企业可以通过国税厅网站(nts.go.kr)上开设的“中国投资企业清算程序介绍”网页查询，或向国税厅国际合作负责官办公室(02-397-1404)和中国北京大使馆税务官(86-10-8531-0843, hwangjae-1@hanmail. net)询问。
中国对外国人投资企业适用“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头2年全免企业所得税（法人税），之后3年减免50%，但如果在10年之内撤回，必须全额支付过去减免的税金。国税厅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中国税法存在模棱两可的条款，各地政府互不相同的情况也很多。最好从撤回一年之前开始准备。”
韩国朝鲜日报记者 李陈锡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8/02/05/20080205000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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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奥改头换面 卡夫食品赢在中国
与美国奥利奥(Oreo)标志性的外形不同，在中国出售的一些奥利奥是长条状的，一共有四层，每层都薄薄的，最外层由浓厚的巧克力包裹。不过，这些饼干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最畅销的产品。
奥利奥在美国市场占据销售榜首的位置已经很长时间。但是卡夫食品(Kraft Foods Inc.)不得不对奥利奥进行改头换面才能使它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获得青睐。尽管奥利奥在中国的销售额仅占其全球年销售额372亿美元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却是公司首席执行长艾琳•罗森费尔德(Irene Rosenfeld)在这家食品巨头中尽力推广的企业改革模式的一个典范。
卡夫食品周三公布，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支出增加的影响，第一财季净利润下降13%。得益于不断走软的美元，卡夫食品的国际业务成为上个财季的亮点，在卡夫食品最近收购达能集团(Groupe Danone)的饼干业务后，国际业务的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40%。卡夫食品欧盟区业务的利润增长48%，发展中市场不包括特殊项目的利润更是增长了57%。
为了提高公司的发展速度，罗森费尔德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全球各个子公司的手中。她对员工表示，有关公司产品的决策不应该总是由总部的人员来做。
为了充分利用欧洲人对黑巧克力的偏爱，卡夫食品的Milka品牌在德国推出了黑巧克力产品。在俄罗斯的调查显示，那里的消费者喜欢高级速溶咖啡，于是卡夫食品就把其Carte Noire咖啡粉定位于高端品牌，在歌剧院、电影节以及时装秀等场合进行推广。另外，冰茶在菲律宾很受欢迎，卡夫食品去年在那里推出了冰茶口味的果珍(Tang)。此外，罗森费尔德还一直鼓励市场推广人员打破产品分类的约束－－换言之，就是不要认为奥利奥只能是圆圆的夹心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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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奥早在1912年就在美国问市，但是直到1996年它才被卡夫食品带到中国消费者的视野中。九年之后，一场“改造运动”开始了。曾在卡夫食品全球各地的饼干业务打拼数年的肖恩•沃伦(Shawn Warren)于2005年来到亚洲，他注意到，之前五年奥利奥在中国的销售额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时，这家全球收入第二大的食品公司只是在中国出售美国版的奥利奥。担任Kraft Foods International副总裁一职的沃伦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对精神错乱的定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件事情而期待不同的结果－－恰当地描述了当时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做法。
中国人并不是饼干的巨大消费者；在2007年，中国饼干市场的规模大约为人民币90亿元（合13亿美元），而在美国，不包括沃尔玛(Wal-Mart Stores Inc.)的食品零售商的饼干销售额为35亿美元。
沃伦还发现，卡夫食品当时没有充分挖掘中国对牛奶日益增长的渴求。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对牛奶的需求不断增长，再加上产奶国因遭遇干旱天气而缩减供应，欧盟奶农补贴减少，这些因素都推高了全球牛奶的价格。尽管这为卡夫食品（奶酪是该公司的最大业务）等食品生产商带来了压力，同时也创造了商机。
沃伦派出一个团队进行了一项漫长的市场调查，结果有不少有趣的发现。首先，卡夫食品了解到，传统奥利奥对中国人来说口味过甜；其次，14片装的奥利奥定价为5元，价格太高了。
为此，卡夫食品研发出20种糖含量减少的样品，并请中国消费者测试品尝，之后才确定了恰好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配方。此外，卡夫食品还推出了小包装、售价仅为2元的奥利奥产品。
不过，一些中国消费者还是认为奥利奥太甜了。北京消费者、现年30岁的严先生（音）说，他喜欢奥利奥，但是他的很多朋友认为他老吃奥利奥饼干有点奇怪，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这东西太甜了无法接受。
卡夫食品还针对中国普通消费者开展一场市场推广活动，向他们介绍美国人用奥利奥蘸牛奶吃的习惯。公司在30所中国大学开展了奥利奥实习项目，共吸引了6,000名大学生申请参与。卡夫食品选择了300名学生，培训他们成为奥利奥品牌大使。
这些学生们骑着经过精心装扮的自行车－－车轮装上了奥利奥样式的外罩－－穿梭在北京城，并向30多万消费者派发了饼干。他们还举办了以奥利奥为主题的篮球比赛，以加强把饼干在牛奶中泡一泡的吃法。电视中的广告画面则是：孩子们把奥利奥分开，舔舔中间的奶油夹心，然后把两个巧克力饼干在一杯牛奶中蘸一蘸再送入嘴里。
罗森费尔德把这个自行车推广活动称为只有当地管理者才会想出的妙招，她说，当地管理者必须应对很多当地的具体情况，更多的这种机会也为我们提供了竞争优势。
不过，卡夫食品也意识到，要想在中国饼干市场获得更大的份额，除了改变配方外，它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中国威化饼干市场的增长速度比传统饼干市场要快，因此卡夫食品走上了其主要竞争对手雀巢(Nestle SA)的发展路线。雀巢是全球收入最高的食品公司，它在1998年就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巧克力威化饼干。
于是，卡夫食品开始改造奥利奥。2006年，卡夫食品在中国市场推出了一种新的奥利奥产品，它看上去和原来的奥利奥完全不同。这种新产品由四片薄脆的威化饼干组成，中间配以香草和巧克力奶油夹心，最外层包裹着巧克力。为了确保这种巧克力产品能够经受得住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长途运输的考验，卡夫食品还开发出一种专利处理技术，使它在经历了北方的严寒或者南方的炎热潮湿后还能入口即化。
根据东方的口味对西方品牌进行调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对一些品牌来说这并非易事。金宝汤(Campbell Soup Co.)在20世纪90年代初试图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它的首个尝试是销售在美国食品杂货店很常见的即食汤，但是这种努力以失败告终。如今，金宝汤希望以美味的肉汤来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它希望新产品能够迎合中国消费者做汤的习惯。
百胜餐饮集团(Yum Brands Inc.)通过其肯德基(KFC)餐厅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肯德基的菜单上有很多中国消费者熟悉的食物，如粥以及老北京鸡肉卷等。雀巢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威化饼干中有芝麻和红豆口味。
卡夫食品推广奥利奥的努力最终有所回报。2006年，奥利奥威化饼干成为中国最畅销的饼干，超过了中国本土公司达利(Dali)旗下的好吃点系列饼干。新奥利奥产品在中国的销量超过了传统的奥利奥夹心饼干，同时卡夫食品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销售奥利奥威化饼干。之后，卡夫食品还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巧脆卷－－一种管状的巧克力威化卷，它还可以作吸管来喝牛奶。
过去两年中，卡夫食品使得奥利奥品牌产品在中国地区的收入上升了一倍。受此提振，奥利奥品牌产品去年的收入首次超过了10亿美元。
Julie Jargon
http://chinese.wsj.com/gb/200805 ... source=mostpopul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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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 2008-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