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专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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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wh 发布于2006-08-07 09: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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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黑洞”正在吞噬中国产业
“技术黑洞”正在吞噬中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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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5 中国经济周刊发布
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有万分之三 “技术黑洞”正在吞噬中国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报道
“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
5月24日，在第九届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演讲中给予上述说法。他还指出，要真正实现建设创新国家的目标，“我国现在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科技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程津培也曾列出过一组数据：我国每年对设备的投资中有60%是国外进口的，特别是在高端设备领域，光纤制造设备100%进口，集成电路85%进口，纺织品是我国的强项，但设备进口达到70%，石化设备80%进口，高端的医疗设备差不多90%到100%进口。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家科技部网站上公布的数字中发现，2002—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逐年增加，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光电技术等领域都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
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2002年的进口额为282.69亿美元，相对2001年年比增长19.9%，2003年则达到了403.06亿美元，年比增长42.6%，到2004年进口额更是达到了507.2亿美元；电子技术领域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50%左右的年增长率，至2004年进口额达到了772.0亿美元。
而与技术产品进口额高增长相映衬的，则是国产品牌产品市场份额的逐年下降。
国产手机巨亏背后：
“OEM是鸦片”
据新华网5月15日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国产品牌手机市场销量份额连续第9个季度下滑，并首次跌破40%关口，至36.9%，创3年来新低。
这不禁让人心酸，然而令人倍感“凄凉”的远非这几个数字。4月18日，波导发布其2005的年报，该公司05年销售收入为90.8亿元，净亏损4.71亿元，同比下降了327.13%；两天后，海尔电器发布的财报显示：其手机业务去年带来亏损额高达4.33亿港币，公司现已忍痛将其剥离。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国内厂商退出手机市场的消息就从来没有停息过，熊猫、科健、南方高科、迪比特、厦华……但赛迪顾问与水清木华研究中心的观点都认为，这种“灰飞烟灭”的故事仍要继续下去。
对于国产手机的现状，计世资讯副总经理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塑造自己核心竞争力，一时还可以，但想维持下去很难。
“中国手机产业一直都是一个OEM、甚至是ODM的模式，只是做组装，这种模式在前期确实能够取得一些好的市场效果，但大规模生产和低廉的劳动力是不可能成为长远发展的动力的。”郭海涛说。
国内某著名品牌手机厂商的一位高级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之前，国产手机的毛利率平均在2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能打到30%。但随着竞争的加剧，毛利率大幅下滑，现在平均也就在10%左右了。
据这位经理介绍，不要说芯片等核心元件，就算是一些中高端机型的开模、注塑、彩喷都要到韩国去才能进行，国内根本做不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
“绝大部分中国手机厂商做的事情就是从世界各地采购最先进技术的芯片、关键配件、原料甚至软件，在国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拼凑到一起，然后再到世界各地寻找买家。”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的见解，似乎更加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国产手机的问题。
“国产手机赚得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微薄的‘辛苦钱’，所以有人说，OEM是鸦片，会给你短暂的兴奋，但是等你到了只能依靠它度日的时候，那你已经必死无疑了。”海尔集团的一位副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赛迪顾问消费电子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高级分析师蒋利峰的看法是，缺乏核心技术不仅是国产手机的问题，甚至是整个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与通讯技术）产业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国越来越多的产业沦落到国际产业链的最下端，消耗大却利润低微，还要受制于人。”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尹蔚燕对此现象深表忧虑。
“比如在计算机行业，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链中70%以上的利润；而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厂商可以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们的联想、TCL这样以组装为主的企业，只能拿到6%左右。” 尹蔚燕说。
“技术黑洞”不容回避：
科技投资怪圈是根源
早在2002年8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中国的产业发展要警惕陷入的“技术黑洞”，因为技术依赖比资金依赖和市场依赖危害更大、更难以摆脱。
“技术黑洞”，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的缺失，导致其产业发展依赖于发达国家，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核心硬件、系统软件大量依赖进口，从而不由自主地被发达国家用技术牵着走，永远只能走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
但直到今日，“技术黑洞”现象的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贸易技术边界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不可贸易技术的边界确实在逐步扩大。” 国家科技部研究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房汉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对这种“技术黑洞”现象的存在表示认同。
“贸易边界与一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研发能力越强，可贸易的边界就越大；研发能力越弱，可贸易的边界就越小。当然它应有一个合理的区间。” 房汉廷说。
“基本上中国现在所有的产业，都面临着陷入技术黑洞的危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划部主任巨建国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的观点更为激烈。
“手机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竞争行业，状况还比较好一些，它要逃离‘黑洞’、进而与国际大企业比肩的问题可能还不大；而真正的国家工业的基础产业，现在很多还是完全依赖引进，这才是更加令人忧虑的事情。”巨建国说。
“虽然我们不愿去承认，但黑洞的存在已经不可否认。”巨建国反复强调：“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他认为仅仅是讨论、抱怨是没有用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去解决它。”他说。
巨建国认为，建设创新性国家，政府对科技投入的加大是不用怀疑的，但投资转化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话，那投资再多也是没用，“我们还是会在黑洞里面。”他说，“我们的科研经费常常是变成论文、专利，而不是生产力。我们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的水平和转换效率太低了。”
巨建国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美国此次在伊拉克战争中，士兵伤亡很大，因此希望搞一个“测地雷达”，用于勘测地下的炸弹。于是，国防部就在网上发布“需求一种测地雷达”的信息，其目标是能够测出土质炸弹，而所有的公司，无论是军工公司还是民用公司，只要有这种技术储备都可以来投标。
“创新是逼出来的。”巨建国说。现在作为创新主体的国有企业，国家科技投资的90%流向了他们，但是他们创新的动力和成果不如很多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钱是国家给的，而且来得很容易。
而之所以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巨建国认为是由于对技术成果 “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确的度量，国家常常是把钱撒完就完了，而对科技成果常常是描述不精确或者根本不描述，这样虽然有利于逃责，但不利于整个国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而且“一个项目中参与研发的人数以算术基数增加的时候，总设计师解决的问题数量是要以几何基数增加的。” 据巨建国介绍，同样一个产品，中国参研的工程师几乎是美国的一倍。“现在我们国家对工程师的素质要求和培养、提拔制度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巨建国很痛心地说，一个美国人曾经对他放言：“中国在科技上永远赶不上美国，你们永远会在我们的‘黑洞’里面。”巨问其原因，美国人说：“就因为你们的人员减不下来。”
完整的产业链是创新的关键
“除了体制、投入、研发能力等等问题，实际上，自主创新还存在一个产业链的瓶颈。” 计世资讯资深分析师郭海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我们有些芯片的研发能力也很强，但是芯片制造跟不上，设计出来造不出来。”
郭海涛举了“视美乐”的例子，它是几个清华的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公司，由于它是第一家获得风险投资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当时很有影响力。
据郭海涛介绍，视美乐是做投影仪的，产品全部是由自主研发，自己拥有核心技术，而且技术非常好。但是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视美乐却遇到很多问题。比如投影仪上的灯泡，国内没有企业生产这种灯泡，而到国外生产成本就要2000多块钱。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做的，虽然便宜但质量达不到，因为他们的灯泡是用嘴吹出来的，精度很高的投影机的灯泡还是用嘴吹，其质量完全掌握在吹灯泡师傅的能力上，看来很可笑，但是它反映的问题很严肃。”郭海涛说。
《中国经济周刊》对视美乐公司进行了调查，目前该企业仍然存在，但当记者问及那几位当年被称为“学生总裁”的创业英雄时，公司方面称“您说的那几位先生早已经离开公司了，具体去向我们不清楚”。
记者后来了解到，视美乐公司在几年内一直被卖来卖去，几经转手，目前仍在清华旁边的“孵化器”（科技园区）内“孵化”。
“视美乐已经不行了，因为它的产品一直没有很好的产业化。如果它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不用花几万块钱去买外国的投影仪了。”郭海涛也很无奈。
“这样的问题太多了，技术很好，在实验室阶段很好，但一到产品话不成了，产业化就更不行了；自主创新很好，但没有产业化的平台，产业链也不完整。要真正做到自主创新，面临的挑战还非常多。”郭海涛说。
“科技战略将有大的变局”
“没有核心技术、只能靠引进和技术跟进；利润低微、只能靠价格战取胜，这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难以超越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韩国有过，拉美也有过，但显然两者现在是截然不同的结局，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自主创新。”
“虽然各界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我们已经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房汉廷说。
从2003年开始，房汉廷就全程参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战略研究、纲要编制和配套政策起草工作，这其中提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规划：
“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投入总量将超过9000亿元；投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企业将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科技战略将有大的变局。” 房汉廷对此充满信心。
观点
摆脱“技术黑洞”的唯一出路——自主创新
采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
专家：
成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马颂德
科技部副部长
周寰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
惊人数字
——自主创新要有危机感
成思危：我想用这么几个数字来说明问题：一是我们现在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50%，这说明一半以上的技术是靠引进；
二是我们现在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在全国只有万分之三左右，我到中关村调查，根据他们的汇报，即使在中关村这样一个我国高新技术比较集中的地方，拥有自主创新的企业也只有3%；
三是综合要素，包括科技、教育、管理等，对我们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现在也只有3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是在60%以上。
马颂德：当前世界高技术与高技术产业基本上被发达国家和极少数跨国公司垄断，即使是传统产业，也大量使用被发达国家垄断的高技术或高技术设备，高技术及其产业成为发达国家占据战略制高点。
中国生产了全世界70%的鞋子，60%的组装计算机、复印机、微波炉等等，但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占GDP不到10%，而且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88%来自外资或者中外合资企业。还有，中国每年消耗的水泥占全世界的40%，但是GDP只占全世界的4%。
周寰：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生产了1.5亿部手机，但是全行业亏损；而NOKIA生产了3000万部手机，它盈利了，在中国销售额为34亿欧元，相当于350亿人民币。我国电子百强的企业，2004年营业收入综合是985.7亿美元，仅相当于IBM的水平。
我国电子百强2004年的平均利润率只有4.07%，05年下降到1.8%。而微软的利润率是28%，高通公司一年的收入才95亿美金，利润是18亿美金。英特尔利润率是21.9%，三星是18.8%，而NOKIA是14.4%。
创新主体——企业
成思危：简单的说，要使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一定要让它成为确定项目的主体、投入的主体、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主体。
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变“科学推动模式”为“需求拉动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开发模式都是所谓的“科学推动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创新主要是靠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科技人员搞发明，然后找企业去应用，找到了原意用的企业，再结合起来进一步实践，最后取得成效。
当然这种模式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大概有3万项，但是真正转化成产品的大概只有15%到20%，真正形成产业的恐怕不到5%。
如果我们采用“需求拉动模式”就会大不一样，首先由企业先去研究市场，然后根据研究市场的结果，确定目标，然后由企业邀请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共同来进行研究开发，这样研究开发出来的成果，很快就可以变化产品，变成生产力，能够取得实际应用的效果。
马颂德：国家和科技界在谈企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界在谈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现在最有希望的路径就是民营企业通过大学、科研院所来进行自主创新，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
我们可以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样，通过民间资本的投入，使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99年，科技部就批准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今后政府会多建立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对民间建设创业资金投资，我们给予一定的政策或者投资上的支持。
周寰：现在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产品更新的周期急剧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有些领域甚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比如我们电子信息领域就是这样，企业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越演越烈，本土优势逐步丧失，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已经越走越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当前建立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也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面对现实
——如何摆脱技术黑洞
成思危：促进自主创新的主要措施我个人想谈五个方面：
第一就是要发展教育事业。二是要推进风险投资，实现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结合。要使一个创新真正能变成产品、技术变成生产力，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三就是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第四就是我们培养创新的文化和鼓励探索的价值观。第五就是要容忍失败，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合理的失败可能比成功更重要。
马颂德：首先，政府与社会各界要为企业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国家科研计划、投融资体系还有相关政策的制定；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大力建设创新孵化器、高技术企业集群基地等等。
而中国的企业也要充分认识当前的历史机遇，主动整合社会资源，你的任务并不是完全把眼光放在你的企业，而是要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周寰：我想从企业层面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要加大研发投入。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研发投入只有达到5%以上才能具有竞争力，2%只能维持基本生存，1%则是艰难生存，而我们大部分企业都不到1%，2004年的数字是0.56%。
其次，有人说中国企业不自主创新是因为我们缺钱，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把钱用在刀刃上。很多中国企业光知道买技术，引进成套设备，不注意消化吸收和技术再创新。
韩国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投入比达到了1：5或者1：8，就是拿1亿美元引进一个装备，拿5亿美元来消化吸收它。而我们的消化吸收与投入支出比只有1：0.8，相差10倍。
资料来源：
http://www.zgjjzk.cn/more.asp?TN_NID=2006-06-0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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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技术进步”的迷雾
以下资料来源：
http://www.cas.cn/html/Dir/2006/08/07/14/22/64.htm
科学时报每周聚焦：拨开“技术进步”的迷雾
科学时报 8月7日
经济系统：有无“技术进步”？
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共识”是一种稀缺资源，但对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之少，他们却有高度的共识。
但经济学者们的共识与公众的日常体验有矛盾。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电话，而今在城镇里几乎普及了手机；70年代只有科研单位才有计算机，而今宽带上网的家庭电脑稀松平常，其性能比当年价值150万元的TQ16高出不知多少倍；70年代坐飞机几乎是高干的特权，而今的机场就像当年的火车站那么拥挤……这一切难道不是技术进步？我们年年在评“科技进步奖”；年年发布“N大科技进展”；我们的专利、论文一年比一年多；70年代，大学生就是“大知识分子”，而今招考公务员，“学士一操场，硕士一礼堂，博士一走廊”……怎么居然没有技术进步？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确实在进步，而且进步巨大。然而经济学者是从要素利用效率的角度看问题。在经济学者们眼里，经济系统是一台“机器”，它吸纳的要素是“资本”和“劳力”，而输出的是“产出”。他们用Cobb-Doglass 生产函数来描述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它本质上是用“资本”和“劳力”的组合来解释实际的“产出”。如果这台机器有技术进步，那“产出”中一定有不能用“资本”和“劳力”的组合来解释的部分。经济学者将其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并用以解释经济系统在技术、组织、活力等方面的变化。
李京文在《中、美、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中指出：1953～1978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1979～1990年间，TFP大约以2.53%的速度增长，在平均8.3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30.3%。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50.97%。
美国经济学家Chow发现，1952～1978年间，TFP保持不变，即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2.7%的速度增长，在平均9.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28%。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62%。
胡鞍钢、郑京海则发现：1978～1984年间TFP增长率最高，为7.65%，1996～2001年间最低。1995～200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而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在1996～2001年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
王英伟、成邦文的测算发现：199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滑。
事实上，在我们一路风雨的经济发展史上，“产出”波动甚大，造成这种波动的，是明显存在的时事性的因素。如果存在技术进步，它本质上随时间稳定积累，要评估技术进步，应排除这类时事性因素的影响。
这启发了一个非常规的分析思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只能决定当时条件下的可能产出，而实际产出则表现为时事性因素所砸出的“坑”。于是，Cobb-Doglass 生产函数能估计的，本质上是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所对应的可能产出。
循此思路拟合出的结果见图一。
计算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产出”1977年前取国民收入，1978年后取国内生产总值，都按1952年的价格换算。
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以后由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
至于劳力的投入，取全社会就业人数。
计算显示，在大多数年份，实际产出相当接近于由“要素投入”决定的可能产出。这表明在长达半个世纪内，大多数年份的产出用“要素投入”可以很好地加以解释。在以1952、1962、1968、1976、1990年为中心的几个区间内，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偏差较大，在这些时段，我国的经济生产都受到明显的时事因素干扰，以致要素投入未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例如，1952年还处于战后恢复阶段，新政权正在学习管理社会事务，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之后，社会正在逐步进入和平建设的状态，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磨合期”，因此实际产出只能逐步逼近可能产出。其后几个非常态时段，时事因素所砸出的“坑”的大小、形态，也与我们对时事因素冲击程度的主观感觉一致。
这个计算得出的TFP增长率如图二。
可见在绝大部分年份，TFP的增长率小于2%，1978年前，TF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很大，但逐渐收缩，总的趋势是从0.8%向2%靠拢；1978年后，波动幅度减小，但总的趋势却是从2%降到1.8%，从2001年到2005年，TFP的增长率持续且加速下降。
我们的分析从旁印证了经济学者们的结论：中国的经济机器效率改善缓慢，从而技术进步缓慢。
那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不错，我们家里的计算机是大大进步了，可在计算机产业里，我们拥有的是什么，缺乏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付出的又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廉价的劳力和巨大的市场，缺乏的是芯片技术和系统软件技术；于是我们得到的是组装、加工、分销费用，付出的是核心技术费用和品牌费用。在全球计算机产业链中，我们的企业生存于利润率最薄的那些环节，以至于业内人士称“卖计算机的利润还不如卖鞋高”。这不足为奇，在没有技术门槛因而竞争激烈的环节上，利润不可能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
换而言之，公众感觉到的“技术进步”不是我们的经济系统创造的，而是用大家的钱从外面买来的。事实上我们坐的民航机全是进口的，在民航公司大叫“亏损”的同时，“波音”、“空客”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中国的航空工业却面临生存危机。
那经济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障碍在哪里？
研发系统：“一盘散沙”？
“技术进步”离不开技术研发系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来看看技术研发的投入是否不足。1985年以前的科技投入已无从稽考，我们只能找到1985年以后的数据。图三显示了我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占GDP的比重。
数据显示1993年前，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占GDP的比重大体维持在2%左右。从1992年到1996年，此项比重连续下滑，从2.09%降到1.54%。1996年后，此项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经达到3.16%。
由于我国GDP逐年高速上升，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绝对值实际上增幅惊人(图四)。
以不变价格计算，2004年的投入为1985年的8.8倍，平均每年增长27.3%，远高于GDP的增幅。
当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大幅上升时，经济学者观察到的“技术进步”却在减速，实在令人费解。
难道我们的技术研发体系不起作用？
专利数量通常是表征技术研发体系业绩的指标，自1985年以来，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国内专利申请大幅上升(图五)，这似乎暗示我国的技术研发体系卓有成效。
技术研发类似经济生产，投入的是资金和劳力，得到的是研发成果。如果我们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代表资金的投入，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代表劳力的投入，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代表我国技术研发体系的产出，那就可以用分析经济生产类似的思路，用Cobb-Doglass 生产函数来分析技术研发体系的效率(图六)。
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2004年，技术研发系统的产出年均增长17.5%，其中，资金投入增长的贡献占21.5%，劳力投入增长的贡献率占37.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率41.1%。可见研发系统的效率有明显的提高。
计算中发现，“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每增加1%，“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增加0.294%；而“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每增加1%，“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增加0.706%。可见劳力投入的边际产出远高于资金投入，我们理应吸引更多的劳力投入技术研发之中。
由统计数据展示的要素投入格局(见图七)告诉我们，1999年以后，“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急剧上升，2000年后“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的增速却放缓。从2000年到2004年，经费增加了68%，而劳力只增加了10%。
而这正是因大学扩招，高学历劳力供应扩大的时段。如果劳力增速与经费增速相当，由0.706%的弹性系数可以估计，2004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应可增加41%。
这提示我们，进入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技术研发系统更多地依赖资金，而更少地动员我们本来丰富而廉价的劳力。各国经验都表明，任何一个专业团体都倾向于争取更多的资金，同时抬高新人进入的门槛，这符合团体内成员的利益——拥有更多的资源而面对更少的竞争。然而，这却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效率。
专业团体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足为奇，一个健康的社会应有合理的机制制衡之，以保障社会的整体效率。事实上，数据显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制衡专业团体牟取私利的能力。
仅看专利申请量，并不足以全面衡量研发系统的产出，我们来进一步看一看专利申请的构成。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专利申请量，从专利性质的角度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类，从申请人法律地位的角度分为职务与非职务两类。截至2006年5月，国内累计申请的专利分类见图八。
我们看到国内申请专利的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具有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比重很低，绝大多数专利申请集中在没有多少核心技术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上；其二，非职务专利申请比重很高。
对比一下在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的外国人，国外累计申请的专利分类见图九(A6版)。
国外申请的专利高度集中于具有核心技术的发明，高度集中于职务申请。比较国内外专利申请结构，可发现我国技术研发存在的两个致命问题：
其一，缺乏对核心技术的突破，技术研发停留在浅层；
其二，技术研发呈散兵游勇状态，组织化程度低。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关联的。组织化程度低，许多技术研发活动由散兵游勇进行，许多组织内研发人员“身在曹营”心在自己，这表明我们的技术研发体系远未达到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状态。在科技高度发达、国际竞争激烈、国际资本在技术领域进行全球布局的今天，这样一个“一盘散沙”的技术研发体系，怎么可能让我们掌握核心技术，在技术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资本主体：动力何在？
尽管我们的技术研发系统的产出质量偏低，我们毕竟有高速增长的专利申请量，技术研发系统本身的效率也在提高。从经济系统中看到技术进步减速，这尚须在技术研发系统之外寻找原因。
在经济系统中，企业系统是将技术研发落实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我们的企业系统在改革之前，是一个执行上级指令的“行政系统”，经过20多年的改革，现已基本转化为追逐资本利润的“理性经济人”系统。
作为追逐资本利润的理性经济人，企业的行为决不是由“要不要技术进步”这个层面的问题决定的，决定其行为的只有一个问题：哪里最容易为资本获得利润。
为此我们先来分析社会资本的构成，然后看看资本主体最容易获得利润的方向。
北京大学平新乔根据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分析，发现2001年底在全部法人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产占44.29%，国家绝对控股企业资本占51.4%，国家控股企业的资本占56.27%(平新乔《中国国有资本对经济的控制方式的转变及其效应》)。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末在全国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48.1%，远高于位居第二的个人资本(28%)。国家资本占绝对多数的企业类别有：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见国家资本控制着社会资本的绝对多数。
梳理20多年来企业的生存环境可以发现，对我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资本而言，最容易获得利润的方向大体分布如下：
其一，“减员增效”
国有企业在社会就业中占的份额最高也就是19.1%(1981年)，此后一路下滑，自1997年后，更是势如雪崩，一路降到2004年的8.56%(见图十，A6版)。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拥有最大资产份额的国有企业，一直将就业视为负担，极力摆脱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更堂而皇之地将“减员增效”作为基本政策。
例如，在2001年，当时的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公开提出：
“减员指标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减员分流的人数，这个指标必须坚决完成，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二是减员分流的资金，减员分流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要注意节约使用资金；
“三是工资总额要同步核减，减员如不增效，则是假减员。”
他要求将这三项指标“纳入经济责任制考核范围”。颇有趣味的是，他提出，“省市石油公司收购加油站要坚持只收资产，不收人员”，旗帜鲜明地聚敛财富而排斥就业。
这一方针在全国得到了有效贯彻。事实上，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 的份额一路下泻，并带动全社会职工工资总额下滑。1998年后，全社会职工工资总额占GDP 的份额微幅回升，而在国有单位，工资总额仍伴随其就业份额下滑(图十一，A6版)。
至于位居第二的私人资本，统计年鉴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是各类企业中人均工资最高的，深圳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20多年来几乎没动，由此可知，这类资本的利润来自何方。
当占有社会资产主体的企业视“减员”、压工资为“增效”的有效途径时，又怎么能指望它关注技术进步？
其二，“跑部钱进”
2005年，国家专项转移资金拨付总计4.4万个项目，平均每个4.36万元，不足10万元的项目就有8800多个，如此细致的资金分配必然导致各方与资金分配者间复杂的博弈关系。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20%。以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和发改委，而今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
可见，“跑部钱进”对地方而言是一个既现实又重大的问题。缺乏透明法规的转移支付，就成了有关分配部门与地方间利益勾兑的空间。而能否有效地与中央相关部门勾兑、能否获得“吃偏饭”的机会，事实上成了各地方间竞争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导致了令社会侧目的“驻京办”现象。
透明法规的缺乏，使国家转移支付资金去向不明。2005年，审计署对20个省(区、市)地方预算进行抽查发现，中央实际转移支付7733.65亿元，而编入地方预算的为3444.27亿元，仅占44.5%。这意味着中央转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甚至脱离了政府的监督。
不要以为这仅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事。事实上每个部委的转移支付背后都有一大批企业。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三峡移民，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科技进步，无论是信息化还是重振装备工业，聪明的“企业家”们知道，每一个政策倾向都会落实到某个或某些部门的某种转移支付。而获得这种资金的必要条件有二：其一，写出能通过审查、鉴定、论证的有关文档；其二，与该部委相关人员建立适当的关系。这个领域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行当，这类转移支付成了某些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企业负责人，您的注意力是放在“跑部钱进”上还是放在既要投入又有风险的技术进步上？
其三，行政垄断
平新乔在分析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时发现：国家资本主要集中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在非竞争性的或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由《中国统计年鉴2004》提供的工业各行业经济指标，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在工业各行业内，占各项指标的份额，用这些份额的均值作为国有企业占该行业的份额，发现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行业顺次为：
在全社会资本中，国家资本拥有最大份额，这样巨额的资本高度集中于行政垄断行业。在行政垄断的保护下，企业何来技术进步的动力？
以汽车工业为例，从1986年4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到1987年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从198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严格控制轿车生产点的通知》到1989年3月发布的《产业政策要点》，从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到1994年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汽车产业政策的核心一直是促进“规模”和“集中度”，为此，以各种手段保护在位者，限制新进入者，以建立“少厂点、大批量生产体制和少数大型企业间有序竞争的市场结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4年版)
而实施这种产业政策的结果，是国内的所谓“3+9”汽车集团成了跨国汽车巨头“6+3”(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丰田、大众、雷诺—日产6家巨型跨国公司，和相对独立的本田、标致—雪铁龙和宝马3家公司)的“搬运工”。国内三大汽车集团中只有一汽的“红旗”勉强支撑，其他两家早已没有了自己的轿车品牌，在竞争中彻底失败。而“6+3”在华合资公司控制了95%以上的市场，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它们手中。由跨国汽车巨头主导中国汽车市场的格局已经形成。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指出：“40%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国内市场，拿走了70%以上的利润。”
垄断遏制技术进步，这在经济学界早有共识。一方面热衷于“与国际接轨”，一方面热切地盼望“技术进步”，同时却用行政权力为垄断保驾护航。这逻辑着实让人看不明白。
“减员增效”、“跑部钱进”、“行政垄断”，诸如此类包赚不赔的机会，是我们拥有巨额资本的大型企业不思进取的主要因素。从源头上压缩这类非经营性利润来源，迫使各类企业直面市场竞争，才能使技术进步成为所有企业发展乃至生存的必要前提，技术进步才会得到社会资本主体的推动。
技术进步：谁的宿命？
企业致力于技术进步，是一件既要高投入，又有高风险的事。不是不得已，没有一个理性经济人会纵身投入其中。人们会举出许多靠技术进步而成功的案例，将这条道路描绘为洒满阳光的康庄大道。而事实上，“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有无数倒闭企业的尸骨。
据发达国家创业数据统计：每年都有上百万家新企业诞生，35%的新企业在当年就失败了，活过5年的只有30%，生存10年的仅为10%。中国创业数据统计结果也显示：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高达70%以上。七成企业活不过1年，平均企业寿命不足3年。
在这样的经济现实中，如果有“减员增效”、“跑部钱进”、“行政垄断”这类包赚不赔的机会，哪个企业会弃之不顾而去致力于技术进步？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源指出：我国约有85%的专利来自中小企业，在整个产业化的过程当中，约有65%的专利是由中小企业来实行产业化的。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十五”期间完成的6000多项省级以上新产品中，由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的占了一半多，由中小企业申报的专利占了全省总量的70%以上。
中小企业为何关注技术进步？因为它们缺乏“减员增效”、“跑部钱进”、“行政垄断”这类包赚不赔的机会，因为它们要面对严酷竞争的现实。
由统计数据可以推算出，我国工业领域内拥有巨量资产的大中型企业只提供了26.49%的就业机会，而73.51%的劳力靠微薄的资产在小型企业乃至微型企业中生存。它们没有影响政策的能力，没有冠冕堂皇的招牌，也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关注。它们唯一的生路是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在拥挤的市场上争夺日益稀缺的购买力。为此它们不得不关注技术进步。不足3年的平均企业寿命说明了这种竞争是何等的残酷。即使一个企业靠技术进步取得了市场和社会的认可，等待它的也未必是丰收。
当年的微型企业Nescap发明了网络浏览器，一时红遍全球。然而微软一旦回过神来，将浏览器组合到Windows里，立刻将Nescap“掐死”。在网络刚进入中国时，无数小型企业投入ICP(接入服务)之中，然而等它们将市场培育起来，还没来得及收回成本，电信一动手指头就将市场尽数囊括，无数小型企业“由先驱变先烈”，令业内人士唏嘘良久。
问题不在于微软或电信的“良心”，在资本逻辑下，这是它们的理性选择。小型企业别无出路，只能承担技术进步所不可避免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大型垄断企业则可以静观无数小型企业的搏杀，从中寻找风险最小的方向，谋定而后动，用庞大的资金、市场运作能力乃至政策影响力，席卷已被判明的、低风险高利润领域。
在资本逻辑下，扮演技术进步的探险者乃至先烈并非收获者，这是小型企业的宿命。撕破那些玫瑰色的幻象，看清企业生态中真实而残酷的现实，才可能判明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要点何在：在于改善小型、微型企业的生存条件。
小型、微型企业承担着两项基础性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以微薄的资产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其次是为整个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承担无法预测的前期风险。前者关乎社会稳定；后者关乎经济进步。这两项机制若被破坏，社会稳定必将遭到破坏。
我国唐代后期实施的“两税法”，以户和土地两个指标为计税基础，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以土地占有量为唯一的计税基础，雍正的“摊丁入亩”本质上是恢复张居正的这一原则。在我们的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的核心理念就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量分担税赋。上千年的历史经验对比证明，它是安定社会、遏制兼并的有效政策。这一原则放到今天，就是按资产占有量分担税负。
小型、微型企业资产薄弱，而数量巨大，所征税赋扣除征税成本后往往所余无几。因此对小型、微型企业，社会期望的重点应在于提供就业机会和推动技术进步，而不在于提供税赋。然而在强大的行政机构面前，小型、微型企业是典型的弱势者，面对各种摊派乃至敲诈，他们事实上毫无抵抗能力。明智的政策在于约束各级行政机构，让小型、微型企业能多活几天。
至于那些美妙的口号、毫无疑义的作秀、让企业哭笑不得的“关怀”，还是省省吧，如果您真的希望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技术进步”的话。
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就看清了这点，每个朝代都有一段时期让基层生产者“休养生息”，其结果总是迎来一段“盛世”，“技术进步”也就在这一时期展开。
行政管理部门：该演什么角色？
目前行政管理部门推动技术进步有三个主要着力点：
其一，设立各种基金、项目，让企业、科研单位申报；其二，设立各种“技术市场”促进技术转化；其三，设立各种开发区、孵化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实践早已证明，前者难免设租寻租之嫌，中者无非隔靴搔痒之举，而后者则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大旗。巨量科技投入与缓慢的技术进步之间的尖锐矛盾，提示我们应认真反思行政管理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技术进步的主体。它既不是资金投入的主体，也不是技术研发的主体，也不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更不是承担相关决策后果的主体。
因此，行政管理部门第一个层面的反思是不要越位，不要去干应由企业干的事。
行政管理部门第二个层面的反思是不要缺位。事关国家经济系统技术进步，而单个企业无法承担的事，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承担起来。
国家经济体系技术进步的现状如何？障碍何在？相应的政策要点是什么？这些企业无法回答，这是行政管理部门必须承担的工作。当然未必需要行政管理部门自己来完成，合理的方法是设立一系列相关课题，向有相关调研能力的单位招标，委托它们提交研究报告，作为国家政策选择的背景资料。
当年笔者研究经济系统在战争中的破坏问题，发现美国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国防部、NASA、商务部都设立了许多相关课题，召集各大学、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将其报告公之于众。这些报告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构建不同的模型来分析讨论这个问题。可以想见，在这样丰富的研究基础上，其政府的政策选择盲目性会较少，会较为理性。
作为行政管理部门，首先应该关心政策的合理性，而这只能建立在有竞争性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推动这种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并推动合理的政策，其费用远小于具体的技术研发项目，而对国家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则具有不可替代的深远意义。
又如，各行业技术前沿何在？各国在不同领域的技术优势如何？各跨国公司的技术布局战略如何？这些信息对于有效地选择技术研发方向至关重要，而单个企业不具备全面深入地掌握这类信息的能力。因而这是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发挥作用的领域。
专利作为技术信息最有效的载体，囊括了全球90%以上的最新技术情报，比一般技术刊物所提供的信息早5～6年，而且内容翔实准确。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估算，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利信息，可使企业研发工作平均缩短技术研发周期60%，节约科研经费40%。系统性地加工整理专利信息，就产生了“专利地图”。
日本政府为了帮助和促进企业对专利信息的使用，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由政府收集和分析每一个技术领域的专利信息来制作专利地图，并将这些地图免费放在网上。韩国知识产权组织受其典型项目——移动电话专利地图运用的激励，已计划从2000年开始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制作和推广专利地图。(刘平等《专利地图制作及解析研究》)
诸如此类工作应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当然也宜委托专业研究机构完成，并向全社会免费公开。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这本质上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全社会购买公共产品。而在我们科技部的网站上检索“专利地图”，所得信息条数为“零”。
从1958年“向科学进军”开始，我们就一直宣示重视技术进步。然而半个世纪的统计数据提示我们，问题可能在于“进军”本身就走在一条不科学的路上，我们过于强势的行政管理系统，到底对国家的“技术进步”应负什么责任、可负什么责任、应管理什么事项、不应干预什么领域、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这些是公共事务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技术进步”需要理性，管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更需要理性。
(注：文中数据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科技统计网站、《全国科技普查数据》、《科技统计数据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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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造假，比豆腐渣工程还好搞”
近年来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在科技事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科研造假、“跑部钱进”、“科技老板”寄生、专家评议流于形式等科技腐败现象浮出水面。
“有时候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还会比搞个豆腐渣工程好搞一些。”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的这席话发人深思。
震惊中外的“汉芯事件”以上海交大处理造假者陈进收场。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教授黄尚廉院士对此提出疑问：陈进曾获得大量科技项目巨额资金支持，都是经过专家评审与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我国科技项目的立项评审存在哪些不尽完善的地方？陈进许多项目的验收和成果鉴定，都经国内权威机构测试和著名专家评审，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验收鉴定和评审是否存在问题？当前我国科技资源分配和科技评价机制中的弊端，成为科技腐败蔓延的体制性原因。
刘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http://www.gmw.cn/01wzb/2006-09/14/content_4798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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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不应有“杀气”
钱建强
最近,方舟子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科学史上的决斗》一文,里面讲述了涉及科学家的两次著名决斗,然后他说:“我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哪位科学家为了一个科学问题而要求用刀枪来决定胜负。这需要两个当事人都一样的疯狂才行。即使发生这样的决斗,其结局也与科学的结论无关。科学的结论是要靠证据和逻辑来确立的,而不是靠玩命,比赛谁更有胆量、运气更好。”想来这是对近期他与“哲学乌鸦”黎鸣先生之间那场论争的一个回应,同时也牵出了关于学术争鸣的原则问题。
回顾方黎之间关于数学难题“四色猜想”的争论,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学术争鸣,因为从一开始,双方就未曾对学术问题本身进行讨论——先是黎鸣发文宣告自己受到老子“三生万物”的启发而证明了“四色定理”,却未公布证明过程,接着方舟子凭着经验和直觉对此进行质疑,批评“数学狂人”的狂妄之举,然后黎鸣再次刊文予以回击,称对方不要做中国科技事业的“杀手”、“二流子”,方舟子再“接招”……如此数个回合之后,黎鸣选择了一个极富挑逗性和冲击力的解决方式:生死对决。他说:“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正是这个要求文明对决的邀请将原本就已经陷入口水大战的争论,推到了血腥的边缘,因而也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如今,方舟子的表态总算使这场争论不致于沦为离谱的闹剧,也为日后的学术争论提了个醒。
学理问题的解决总免不了争论,这是学术进步的惯常方式。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往往能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和解决之道,进而获得真知灼见。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真诚和宽容是讨论各方最应具备的学术品格。人们通常说“摆事实,讲道理”,这既是讨论的方法又是讨论的态度,因为它意味着人们怀着一种平等的心态,通过证据和逻辑的力量来决定对错问题。如果学术探讨的一方或双方缺乏这种学术品格,争论就难免会蜕变成相互揭短的人身攻击,讥讽、谩骂乃至拳脚相向。像此次方黎争论之中,方舟子也许不该在尚未看到论证过程之前就批评开了,对尚未公诸于世的研究成果多所指摘;而黎鸣亦不该离开学术问题本身而大倒不被理解和屡遭“诬蔑”的苦水,甚至想出“文明自杀”的办法来消除“无聊之极,丑陋之极,而且更愚蠢之极的口水战”,结果导致双方恶语相对,学术争鸣的理性精神荡然无存。这恐怕是谁都不想见到的后果。
学者之间的讨论最应以“理性”见长。这种精神是从追求真学术的纯正心态里生长出来的,倘若学者自身私心杂念缠身,学术讨论恐怕就难以走上正轨。很多人不为道理而争,却是直接奔着名利而去,于是原本可以就事论事的文章变成了寒气逼人的伤人匕首,似乎谁最尖酸刻薄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样的“杀气”对于学术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伤害。
来源：光明日报
http://www.gmw.cn/01gmrb/2006-08/23/content_468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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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造假的体制警示
杨金志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以遏制造假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做不出成绩没办法交待，就只能造假。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如果
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睁只眼闭只眼。
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行政垄断巨额经费
现在，巨额的科研审批经费掌握在少数不懂技术的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他们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怪现象。
老科学家汪品先说，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每个高校科研处都要有公关人员，就是这个道理。“我是做海洋的人，主管部门就截掉了国家下来的钱中很大一部分经费，他们那里的研究人员不用争项目，咬不动的硬骨头才甩给我们高校啃啃。”
“科技创新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可以解决的。现在国家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有很多大的百亿元级的科研项目。人大常委会要把每一个大项目审查管理起来。如果钱特别多，必要的话要成立专门的组。”他指出，如果大项目管理不当，资金最终流到私人腰包，实现国家中长期科技目标是不可能的。
谨防拿科研经费洗钱、行贿
国家下达科研经费到账后，一定要跟踪账的走向，因为有些造假者会巧立名目把钱划到自己公司的名下。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如购买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有的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还有的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瞭望》2006年第15期）
来源：文摘报
http://www.gmw.cn/01wzb/2006-04/13/content_402894.htm
[ 本帖最后由 cnlwh 于 2006-9-22 05:48 PM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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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背后的腐败
王娅妮 王海鹰
记者调查发现，我国科研经费的利用率普遍低下，科研项目甚至成了某些科研人员的“圈钱”工具。科研经费使用中的浪费黑洞，亟待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潜规则”下的“公关费”
山东省委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为争取经费，必须得开展公关活动，这项花费占去科研经费
的很大一块。现在课题申请难度越来越大，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机制的不规范，使得相当数量的课题组及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课题申请环节。
“争取项目有很多‘潜规则’，有关系的，项目设计得不好，也能上；没有关系，课题再好，也不容易上。项目需要跑，我的一个同事到北京跑项目时，到一部委看他们办公条件很差，马上掏钱帮人家购置了新的办公桌椅，课题自然就到手了。”山东师范大学一位教师向记者反映。
“项目老板”的“发财经”
“项目老板”一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然而其主要工作并不是科研，而是搞科研公关的专家教授。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专门“跑项目”，揽课题，自己掌控科研经费，课题则“转包”给朋友、同事或自己带的博士生、硕士生做。待到出书出成果时，“项目老板”挂个名，既占有了别人的科研成果，又为自己争取更多项目积攒了资本。
课题就是立身之本，有了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就能评职称、评奖乃至当博导等，就会一顺百顺。一些学者坦承，一些科研领域成为某些权威或领导的势力范围，形成了“圈子”。只有进入“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资金支持力度较大的项目。而外围的科研人员，或者只能得到一些资助力度很小的课题，或者一无所得。
一些青年学者说，有的科研领域已成为某些学术权威的势力范围，“学霸”、“学阀”之气在一些学术权威身上时时闪现。
吃喝拉撒都能报
“一般做项目预算时，需要100万元就报120万元，上浮20％。资金只要拨下来，就能想方设法用完。用不完时，就买车买电脑，置办办公用品，反正钱是剩不下的。”青岛一家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对记者说：“握着项目的人在这段时间内，吃喝拉撒都能报销，周围人也都在发票上做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骏涛承认，人文科学课题的科研经费大部分花在课题组成员出差、开会、餐费、打的费、住宿费等方面，其中当然也含有旅游费用。请朋友们吃饭，也可以在课题经费中报销。有的连给孩子买个铅笔，给家里买套家具也要回课题组报销。
据悉，在项目实施中，上级部门也会派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进行中期审核。因此，每逢检查时，研究机构一般都要请前来考评的专家吃喝玩乐，每人再送点纪念品，更有甚者直接送“辛苦费”。“评审组”被哄高兴了，审核自然就一路顺风。
我国在科研投入方面，虽然已采取公开招标等措施，但从实际效果看，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成果转化率仍然偏低，国家的投入实际上成为“风险投资”。
专家建议，科研立项和经费投入要纳入公共监督之下，建立规范的评审机制和程序，落实和完善科学技术评价方法。
来源《半月谈》2006年第10期
http://www.gmw.cn/01wzb/2006-06/01/content_426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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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原副主席表示一些官员急功近利促成科技造假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有关负责人称，要按规律制定政策
9月12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徐善衍说，一些官员的急功近利，促使一些科技工作者造假。
9月12日，在人民网接受网友提问时，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善衍表示，学术腐败问题的出现，有一方面的原因来自一些官员的急功近利，促使一些科技工作者造假。
徐善衍说，国家在有关的政策和机制上，带有一种引导性的考核指标，科技工作者不急于拿出这个成果不好交账，不好生存。有的时候有的科技工作者叫屈，说被“逼良为娼”，“我看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他建议国家在政策制定和引导上不能急功近利。
徐善衍还说，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在整个科技的管理工作上缺乏对科技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他说，科学发现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它不怕失败，因为失败也是对科学进步的一种贡献，可使后辈人不至于再走弯路；而真正谁发现了真理，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是很难作出计划的，因为科技工作者可以确定方向，却很难确定时间上的计划。但是有些官员却有急功近利思想，不一定按照规律办事，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不行的。
徐善衍还对目前的一些风气提出了警告。他说，一些学生要从学校里获取各种学历，要迎接评估，要有了什么成果才能晋级等等，这促使一些人不得不拼凑资料、编写论文。他说，这种风气对建立创新型国家肯定有害。
此前，全国政协常委张涛透露，中国科技泡沫严重，所谓的科研成果90%以上无实际价值。（郭少峰）
来源：新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35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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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面临“人才泡沫化”
[提要]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人才泡沫化”问题。表现在五个方面：学历泡沫化，职称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科研成果泡沫化，专利泡沫化。
“我们的人才的数量有了跳跃式发展，但质量却不容乐观。”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人力资源发展论坛”上表示，中国要防止“人才泡沫化”。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总量为6653.19万，大学毛入学率达到17％。2005年大学毕业人数280万，是20年前的8.9倍。但是，王通讯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化过程中，却面临着“人才泡沫化”问题。这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学历泡沫化。中国存在严重的滥发文凭现象，而很多人就业之后再拿学历也过于简单；
其二，职称泡沫化。由于职称评审制度不完善，管理过松或评审过宽，使得许多职称存在水分。比如，我国许多工程师虽然拿到职称，但与发达国家同类人员相比，其实际工作水平并没有达到要求；
其三，论文泡沫化。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发表论文的平均被引用率排在全世界120位之后。王通讯说，这说明我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浮躁之心太盛”；
其四，科研成果泡沫化，大量的科研成果没有真正的实用价值；
其五，专利泡沫化。
“评价人才关键看能力、贡献和业绩，而我们仍然更多地看重学历、资历和职称。”王通讯说，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才高消费”局面，大家都追着去争抢文凭，而忽视了真正提高自身素质。
这位人力资源专家还警告，“人才泡沫化”还导致中国人才流失严重。据他计算，20年来中国到海外留学人员总数达93万，而归国创业的只有23万。
记者王磊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 ... content_5089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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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垃圾”何以大量产生
●专利部门的资料显示，我国有八成科技成果在“睡大觉”。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许多科研成果算不上真正的成果
●如果越来越多的学人不得不倾向于制造“学术垃圾”，我们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学术科研生产的体制和机制存在问题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让学术回归价值。而改革科研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科学的评价体系，当是治本之策
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专题协商会上，几位著名科学家对“科技泡沫”现象表示担忧。有的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90%以上无实际价值，大量的“科技泡沫”导致我国在国际科技总体实力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
无独有偶。前不久的一则消息说，专利部门的资料显示，我国有八成科技成果在“睡大觉”。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许多科研成果算不上真正的成果。有位专家型主抓科技的副省长的无奈证实了这一点。前不久，他在翻开全省几千项获奖的科技成果查看后表示：“这么多都获了奖的成果，竟然找不到几项很有转化价值的！”
科研成果没有“实际价值”、“转化价值”，是什么？用学界常用的说法便是“学术垃圾”。有许多人面对“九成”、“八成”这样的比例，心里很沮丧，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总不至于这么少。那么，不妨把视野放大一些，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以SCI论文为例，自1991年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论文数量与日俱增，从当年的8997篇，每不到5年增长一倍，论文总数排名跻身世界前10名靠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只有3次左右，排在世界120多位之后！
前几名和120名之后，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呈现出强烈反差。因为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该论文的科学知识生产质量越高，含原始创新的成分越多。获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大体被引用次数均在1000次以上。
当然没有人会否定，我国科学家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学术垃圾”之多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学界之所以这么界定，原因就在于，那些没什么价值的“科研成果”，没有任何发现和创新，是低水平的无意义的重复研究。学人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学术的发现与创造，“学术垃圾”本是学人的大忌，却为何如此大量地产生？
最直接原因，可能有人会说，是部分学人的学术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面对名与利的诱惑，面临现实处境的压迫，相当部分人放弃了“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优良学风，变得心浮气躁，不研不究，东拼西凑，给学术不断兑水稀释，赚取更多的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学术，含金量很低甚而没有，不配冠以学术的名号。更有甚者，为实现对学术成果的占有及由此带来的名利的获得，从学术的生产到学术的公开传播环节，进行各种交易，大搞学术腐败。这种抄袭剽窃的学术，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垃圾，更容易带坏学风。
但是，板子似乎又不能完全打在学人身上。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一个池塘里，如果只有一条鱼死了，那么，死因在于这条鱼本身。而如果一塘鱼都濒于死亡，那么，死因更多的在于池塘。如果越来越多的学人不得不倾向于制造学术垃圾，我们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学术科研生产的体制和机制存在问题。
这些年来，无论是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还是一般学术评价体系，都一直因其不科学而受到世人的诟病。学术评价体系被认为是在舍本逐末，重论文的“数量”而轻“质量”，重论文的“厚度”而轻“深度”。你看，在许多高校或科研院所，都规定硕士生、博士生每年在学术核心期刊上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否则不能毕业；对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年都有严格的论文、专著发表要求，完不成任务，不仅各种待遇没了，甚至还有可能“下课”。这样的局面虽然说了多少年，有的高校等在试着打破僵局，但未有根本之改变。
而在科研管理制度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比如，从课题项目的审核到立项等，有不少是外行评内行。即使是内行在评，也受多种不公正因素所左右。因为谁能争取立项，谁就能拿到巨额经费乃至获得各种名誉、地位等。因而，某些人的功夫不在科研里，而在走关系搞腐败之中，等等。科研成果的生命在于实践。评价科研成果，最应当看重的是，它的市场反应，它的用户评价，或者被引用的多寡。如果仅仅几个人就能决定科研成果的命运，那么，科研成果的生产怎么可能不违反其内在规律？这几个人的“绝对权力”又怎么可能不滋生腐败，致使科研成果的评价得不到公平公正的结果？
大量的“学术垃圾”，不仅欺骗了世人，破坏了社会公平，浪费了宝贵的科研资源，污染了学术空气，其遗祸更是无穷——使一个民族丧失创造力，钝化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清除这种“学术垃圾”，还学术以圣洁，让学术回归价值。而改革科研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科学的评价体系，当是治本之策。
陈家兴/人民日报评论部
来源：文汇报
http://news3.xinhuanet.com/theory/2006-09/18/content_51031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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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盛产“科学妄想家”
最近由于有“哲学狂人”声称用哲学真理破解超级数学难题遭到质疑就要和人“赌命”，有关“民间科学家”的话题在媒体上又热了起来。“民间科学家”一语其实并不妥当，让人误以为搞科学研究还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因此我在这里想改用“科学妄想家”来称呼那些没有受过恰当的专业训练，不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是又自称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未获得科学界认可，却以其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人。
科学妄想家并非中国的土特产。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就已经给西方的科学妄想家画过像，归纳出他们作为妄想狂的5个特点：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才；他们认为和他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全都是一些傻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学阀的歧视和打压；他们竭尽全力攻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确定无疑的科学理论；他们的著作荒诞不经，大量使用杜撰的术语，就像是“疯话”。
但是中国的科学妄想家自有中国特色，与其西方同行相比，受迫害情结更深，在“学阀压迫”之外，还多了一重“民族压迫”，自认为受到“西方科学”的打压，由于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他们的自信心更强，动不动就搞重金悬赏征求挑战者，乃至要和人赌命——当然，如果真有人去应战，别指望他们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是他们行走江湖的法宝。他们对别人的批评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如果有人偶尔批驳他们一下，就会成为其冤家对头，被穷追不舍。他们也更为痴迷，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多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地推销自己、与人辩论，有时甚至能感动了记者为其打抱不平。
但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是，这种人数量之多，为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在中国各名牌大学的校园、中科院研究所的门口，时常可看到他们来上访的身影。在各大门户网站的科技论坛，更是几乎要被他们的口水所淹没。我差不多每过一两周，就会收到科学妄想家寄来的自荐信和论文，希望我能为他们这些“学术腐败的受害者”伸冤，主动提出以后要和我分享荣耀和利润。有的还不停地寄，特别是有个自称发明了永动机的，到现在已经给我寄了有几十次了。
“科学妄想家”在中国的盛行，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传统因素。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即是。其实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搞技术发明有时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到的，使有些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
第二是文化因素。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这种观念在当代人文学者中还很常见，科学家在他们眼中只是些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员，不如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后，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乃至以科学导师自居，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指点迷津。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在科学问题上也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第三是政治因素。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权威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向科学进军”，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群众运动。随着陈景润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陈景润的继承者。
现在又多了个经济因素。在科技产业化的刺激下，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在用浮夸虚假的成果去捞钱，许多科学妄想家也跟着梦想用妄想出来的科技成果发财，有意无意地骗钱。这也并非没有先例，例如20年前公共汽车公司的驾驶员王洪成导演的“水变油”骗局，获得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持续了十年才败露，造成4亿多元的损失。
既然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因素，科学妄想家的繁荣景象在中国还会持续下去的。只要他们不试图去骗钱，他们有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幻想中的权利，没有必要非要去改造他们。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科学妄想家在别人的劝说下脱胎换骨的。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研究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第一，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不要好高骛远，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从事像天文观测、博物学观察、寻找新物种、发现新化石这类业余研究者还有用武之地的工作，让自己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业余科学爱好者，而不用变成科学妄想家；第二，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努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学术界承认自己的成果，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媒体也不宜炒作这些人，不要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真有天才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也不要去鼓励科学妄想家，这显然无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无科学专业识别能力的记者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也想到科学界当无冕之王。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外来干预促进了科学发展的先例，不管这类干预是来自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媒体的。(方舟子)
来源：经济观察报
http://news3.xinhuanet.com/theory/2006-09/24/content_5125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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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第五大专利申请国，申请量10年内增7倍
英国《金融时报》弗朗西斯•威廉姆斯(Frances Williams)日内瓦报道
在全球专利申请量排行榜中，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第五大申请国，这突显出在知识产权领域，亚洲工业强国的地位日益突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在今日公布的首份专利活动综合报告中发现，中国在10年内的专利申请量已增长7倍。
作为联合国(UN)一个下属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日本排在专利申请排行榜的首位，随后是美国、欧洲专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和韩国。加上中国，这些专利部门的专利申请量占2004年申请总量的四分之三，2004年是掌握全面数据的最近一年。作为传统专利申请大国的德国名列第六。
上述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内，专利申请量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2004年，全球申请量几乎增长一倍，达到160万件。逾540万个专利在当年有效。
在东北亚地区，随着韩国和中国先后成为主要工业经济体，该地区的申请量增长尤其迅猛。台湾由于不具备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资格而未被该报告纳入，但官员们表示，它会排在第十位。
2004年，中国专利申请中的一半，由外企提出。而在日本和韩国，多数申请仍由本土发明者提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份报告出台之际，中国正准备于本月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接受就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情况进行的质询，包括网上出售假冒商品等事宜。
美国和欧盟(EU)抱怨称，中国政府在打击盗用知识产权行为方面做得不够。
美国商会(US Chambers of Commerce)估计，在美国企业由于知识产权被盗用而遭受的巨额损失中，涉及中国的比例占60%至65%。（译者/何黎）
来源：金融时报
http://www.cinic.org.cn/HTML/2005/1908/200621982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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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秉恒：过度量化考核高校教师加重学术浮躁风
新华网合肥１０月１9日电（记者蔡敏）针对近年来高校中大范围推广的“指标化”学术评价体系，１８日在合肥作学术报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卢秉恒指出，过度量化考核高校教师，凭“工分”领津贴、评职称，是一种低级管理方式，它使学术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日趋严重。
卢秉恒院士说，“指标化”考核高校教师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但近年来其负面影响更为凸现。发表一篇论文多少分、争取到一个课题多少分、获得何种奖励多少分，年终累计总分成为本人评职称、领津贴的重要依据。这种方式造成许多教师疲于“挣分”、应付，而没有了创新思维，也忽视了教学质量。
从近年来的高校学术成果来看，跟踪的多、原创的少，论文数量急剧攀升，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却很少。教师们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下，科研成果还没成熟就申报奖励，获奖后就掀到一边，不再深挖，很多更为宝贵的东西可能就这样流失了。此外，一些基础理论及重大工程研究也没有人愿意做了，这将阻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卢秉恒说，学术研究不能一刀切，因为科研精品不一定能年年按计划产出。探索新的高校教师考核办法不容推迟。眼下，可考虑对年轻教师设立进行一定的量化指标，帮助他们走上研究的轨道。而对有一定资历的专家则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沉下心来，在一些科研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完）
来源：新华网
http://www.cae.cn/expadvs/content.jsp?id=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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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量化
●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曾对推动学术发展起过重大历史性作用,但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重量轻质现象,量化评价方式正在成为学术浮夸的“催化剂”。
●虽然目前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论文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
●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应确保学术评价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重视同行评议，排除非学术因素干扰。
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0日报道 11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在这一考核体系下,学者的研究成果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
曹卫东认为,这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当务之急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
该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同时也使学术评价体系改革这一话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以量化考核为主的学术评价体系到底需不需要改革?如果需要,应该怎样改才符合学术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充分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就这些问题,十多位专家发表了意见。
目前论文数量多寡与职称、经费、升迁紧密相联
从今年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试点推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引发热烈讨论,到10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提出“论文数量规定影响学术创新”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再到日前曹卫东教授“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的呼吁引发学界认同,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相关的任何信息几乎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显然,许多人认同这些做法和提法,反映了他们一定程度上对目前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不满。而近段时期以来,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研究员认为,对目前的量化学术考评体系要辩证地看待,量化考评体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有人滥用了它。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考核指标《科学论文索引》(SCI)论文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引入这一标准时,对引导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积极进行学术探索，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领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改变当时松散的学术管理状态和坐井观天的学术研究风气起到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过分看重SCI论文的数量,以其多寡作为单位和个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并不惜财力、物力鼓励SCI论文的发表,使SCI论文在质量没有跟上的情况下,数量成倍增加,导致SCI的正面引导作用越来越小,负面效用却越来越明显。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已成为学术管理的重要依据。这些考核与每一位学术研究者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称评定、科研经费划拨和行政升迁等都与所完成的科研数量紧密相联,譬如在何种类别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在什么样的出版社出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等等。
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按照规定,只有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现在的职称评定,论文数量多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国重点大学青年教师对记者坦言。他告诉记者,在评审时,大家一般都会与评委进行事先“沟通”,评委在摆不平“关系”的情况下,为了不得罪人,干脆就按数量多少来评,这样没评上的也都能“接受”。
除了这种职称评审的数量要求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年度考核也引入了量化方法,如教授或研究员必须在规定年限内,在一些规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才能拿到与岗位相配套的津贴和奖金。
数量化的学术考评机制的确在促进我国学术事业快速发展,但也催生了一些不利于学术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过度的硬性数量要求引导和刺激下,一些学术研究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和扩大学术声誉,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于是,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现象愈演愈烈,动辄“批量生产”上百篇学术论文、几十本学术著作、百万字科研成果文章的“学术泡沫”现象屡见不鲜。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索引率排名一直在120位之外
针对学术评价过度量化的现象,浙江大学教授朱淼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类似于地方经济发展中一味以GDP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其最大弊端就是只重量不重质,过分追求科研项目数量和论文多少,直接助长了论文抄袭、专利造假等不良学术风气。他认为,这种指标式考核的“学术GDP”已成为高校学术浮夸的“催化剂”,应该予以改革。更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行的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滋生了大量“学术泡沫”,制造了大批“学术垃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学术形象和学术竞争力。
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对记者说,现在老师们都有数量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
李国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与国外论文相比存在着不小差距,应引起足够警惕。据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统计,我国SCI论文数量增长很快,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这说明我们追赶的步伐非常快。
“但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李国杰院士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虽然目前我国内地SCI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而中国香港地区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少,论文总数和引文数都排得比较靠后,但其单篇论文引文数却排世界第28位,比我们好得多,说明我们单篇论文的质量还有待提高，这应该引起全体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李国杰院士的这一结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0月27日公布的《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去年中国高等院校在国际和国内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往年都有较大幅度提高。2005年,国际上颇具影响的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共收录我国科技论文153374篇,比上一年增加了42018篇,论文数量排在美国、英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4位。但从主要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SCI所收录的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情况来看,在过去10年间,中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仅排世界第13位。
科研论文总量排名世界第4,但是论文的实际价值呢?从1994年到2004年,10年间平均索引率排名一直都在全球120名开外。有学者就此提出: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多少“泡沫成分”?“国家每年花费巨额资金投入科学研究,换来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真正的科技创新却严重不足。”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
“对于学术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数量增长与质量下降并存的态势应引起足够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实际情况分析,重大原创性成果显然与目前的科研数量不匹配,同时也与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有些学术成果基本上是用‘七拼八凑、东倒西歪’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根本就不能称为学术成果。”
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公开秘密，滋生众多学术腐败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趋向正在不断强化。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难题。
“核心期刊”的概念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而国内的中文核心期刊,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工作研究会联合出台的,在最新的2000年版本中确立了75个学科类别的1571种核心期刊。
长期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核心期刊的本意,是为经费有限的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部门在订购期刊时作为参考刊目使用。但是,核心期刊在我国推广后,作用被扩大,变成了一种学术评价标准。
南京大学当初将SCI引入考核体系,对在SCI上发表论文的人员给予奖励，曾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作为一种管理创新经验,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竞相模仿,以核心刊物论文数量为指标的考核办法开始在全国普及。但是,经过十几年演变,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核心期刊”,受到了功利性侵蚀,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争相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使核心期刊成为稀缺资源,一些期刊收取“版面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据了解,现在一篇约5000字的学术论文的市场价,普通学报即一般的省级学术刊物为800—1000元,普通中文核心期刊为1000—2000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为3000—5000元,而一些顶级学术期刊的私下交易价格则要更高。
“惟‘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南通大学文科学报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数千、数万元不等。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掉下一档。在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制导向下,现在的许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上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
钱荣贵进一步指出,时下不断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惟“核心期刊”论的错误学术评价方式是助长其泛滥的重要原因,严重危害着学术的健康发展。
“期刊的行政级别怎么可以等同于学术水平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邢东田曾对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度发出过这样的诘问。
邢东田认为,核心期刊虽说主要是依据学术影响力评出的,但这只是对整个刊物的文献计量学分析,而不是对其每一篇论文的评价。把刊物级别与论文质量划等号,其理念就是,凡是发表在高级别刊物上的文章就必然是高质量的论文,反之则不是。这种“以刊评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荒唐做法,显然不利于学术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评价本来是很严肃的事情,但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被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学术管理变成了“数字”管理。对此,有学者戏言,现在评教授,一般的小学生都能当评委,因为只要对比一下数字就行了。
以“核心期刊”为主的完全量化的学术评价方式,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严肃而又复杂的学术评价被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处理,本身也反映出量化考核方式的低层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这种简单化地进行定量考核,是当前高校粗放型管理的典型表现。
学术不能太多与功利挂钩，要提倡学术界良知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量化式学术评价体系的争议,实际上已经从该不该改革上升到应该怎样改革和朝哪个方向改革的探讨。“建立科学、公正、客观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促进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学术评价通过鼓励知识创新,引导学者遵守学术规范,控制越轨行为,激励评价对象提高学术水平,在推动学术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社会功能。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对学术活动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在这个作用过程中,价值目标如果与公正程序相结合,则可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客观性又起到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学术创造力的作用。”
目前,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认为,学术评价无非是针对学者、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机构的评论、判断与鉴别。无论是学者、学术成果还是学术机构,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学术。所以,既然是学术评价,就一定要以学术为依归,以学术为本位。所谓学术本位,其本质即学术取向。这是学术评价创新的关键。
有专家则提出,应该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使学术评价能真正以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作为评判的惟一标准。
张保生教授认为,要充分发挥学术评价对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必须处理好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关系。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学术标准的量化,它是通过对各种评价标准设置不同权重而实现的,具有导向性。指标体系的设计应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观量化评价、社会影响等指标的设置。但是同时,学术研究的知识或智力劳动的特点,使单纯的定量评价可能会产生学术泡沫或背离学术自由的精神。从学术研究是发现真理的自由探索和知识创造过程来看,仅靠定量或定性评价,均不能准确刻画真理性认识的阶段性和相对性。因此,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应当结合。
李国杰院士认为,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必然会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需要从点滴做起,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带头改革。他认为,目前首先应当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一篇SCI论文的规定。李国杰举例说,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校并没有这个规定。现在一些刊物,好文章不能发表,滥文章发表很多,现在应该强调论文质量,强调学术期刊的质量,文章不在多而在精。我国已经走过论文数量增长历史阶段,现在应该是强调论文质量的时候了。
关于如何促进学术评估的健康发展,李国杰院士认为,应该重视同行评议,这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最基本手段。虽然同行评议有利益冲突、人情因素的干扰,但应相信学术共同体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评议工作。每个科研人员也应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成果和课题申请,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
高度自律的学术环境自然需要学术研究者高度重视科学精神。“学术不能太多地与功利挂钩,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学术界的良知。如果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是非常危险的。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对学术研究人员和成果,要有耐心。‘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对待学术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李国杰说。
还有学者认为,学术评价是一项严肃、复杂而又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从宏观角度来看,学术评价体系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如何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态。
“学术研究是一项科学探索,是一个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迈进的认识过程,学术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它对另一种认识活动的认识,更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具有相对性。在学术发展史上,有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在刚一提出时并不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和承认。这说明,学术评价的结论具有暂时性,学术评价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张保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最后强调。
来源:http://www.gmw.cn/01gmrb/2006-11/20/content_510042.htm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611/1_20061120_147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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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申请的国际专利仅占总量的2%左右
新华网2006年11月22日报道 与“中国制造”的各类产品“走向世界”的步伐相比，我国知识产权“走出去”的脚步明显落后。目前，我国每年申请的国际专利只有2000多件，占国际专利申请总量的2%左右。
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杨铁军22日在成都召开的全国专利运用与产业化会议上透漏的消息。“目前我国专利申请量已突破300万件，但是，资料显示，当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36%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已达到50%以上。我国获得的美国、日本和欧洲三方的专利数占总量的不足1%。”杨铁军表示，由于专利没有被充分地运用，我国不少企业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机会，从而拿不出更多的经费来申请国际专利。
据了解，我国专利的实施率约为30%左右，大多数专利获得授权后，处于无人问津的“休眠”状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转化和利用。拿技术成果较为集中的高校来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3年，全国高校专利授权量为8389项，专利实施量为1910项，仅占授权量的22.8%。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22/content_5363939.htm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611/1_20061123_147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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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通货膨胀”的隐患
11月24日，浙江大学2007届毕业生大型校园招聘会在玉泉校区举行，第二天，本地的《钱江晚报》做了一篇报道，眉题是“首场大学生招聘会昨日浙大开场，万名大学生冷风细雨中赶场应聘”。有关这次招聘会最奇特的是，开场没多久，就有招聘单位打电话投诉，说找不到本科生。记者一打听，才知去年就有很多单位对此表示不满。2007年浙大本科毕业生不过5879人，研究生则有7531人，其中硕士毕业生5000人，博士毕业生2513人。而且据工作人员说，本科生毕业还不一定都就业，出国走掉一些，考研又走一些，剩下的大概只有研究生人数的一半。结果当然就是招聘现场出现的——“本本”无处寻、“硕硕”满地跑。
这真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最诡异的风景之一，学历是越高越好，本科已经让人不屑一顾，硕士、博士也早已不稀罕。一所大学招收的研究生比本科生还多，美其名曰，要打造“研究型大学”，作为该大学追求的目标，本来也是无可厚非。可是就业市场未必买账，明明是本科生就能干的岗位，为什么非要招一个研究生？上述“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学历的通货膨胀”，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近些年来，不断有媒体披露说，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甚至有靠失业保障金生活的。我也写过一篇小文《研究生失业并非偶然》，对于不少高校不顾实际情况扩招，降低研究生培养标准，造成学历过剩作了一点批评；对于年轻人不是以求知而是以追求高学历为导向的学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在网上撰文要“为高学历正名”，其结论是中国的高学历人员没有“过剩”，失业问题困扰各种层次的毕业生另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这一观点本身诚然可以探讨，但是他用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不仅毫不相关，而且恰恰暴露出了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该文指出：“研究生入学考试，就其重要性来说，已经和高考不相上下。它不但给由于教育制度有失公正、不能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的优秀学子再一次拼搏进取的机会，而且为由于高考失意而未能如愿进入重点学府的学生提供了弥补遗憾的机会。因此，研究生教育不仅为教育公平提供了一种补救措施，而且为人才选拔机制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大学生在毕业后找工作难，以读研为出路’，但是考研大军中充斥的更多是对教育公平的挑战者和对自己的高考缺憾极力补救者。因此，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是可以肯定的，因为至少他们要通过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单单是这一种考试就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通过。”
该文有一个误区，以为通过了“不能轻易通过”的“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生源质量”就是有保证的。实际上，中考、高考，加上研究生入学考试形成的考试产业链，以及由此繁衍出来的考试文化，正是教育与教育本来目的逐渐背离的原因所在，一次次统一模式和标准答案塑造的学子，未必能拥有健全的人格，从而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更好地应对这个处于急速变化之中、纷繁复杂的时代。考试固然是升学路上离不开的手段，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替代它之前，这种模式至少还可以维护一种相对的公平，尽管弊端很多。但是，决不能因此把考试看得那么重要。何况，一个人通过了入学考试，与他此后的造就之间也并无必然关系。即使能证明现在的研究生的“生源质量”，也不能证明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更证明不了高学历没有过剩。
要是现在的研究生都有真才实学，与其学历、学位是完全相称的，这样的高学历即使“过剩”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无论是与上世纪80年代本国培养的研究生相比，还是与国外大学的研究生相比，我们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们知道，注水猪肉、注水西瓜很可恶，现在这样的高学历教育也是注水的，学位的含金量越来越低，水分越来越大。这首先不能责怪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无辜的，这是社会风气、尤其是高校风气造成的。几乎个个学校都在拼命往大里做、往高处攀，中专、专科要变身为学院，学院要转成大学，大学要造航母、要创世界一流。它们追求的，一方面是名称越大越好，圈地、建楼也是如此，人数更是越多越好，好像大学玩的就是人海战术，另一方面，层次越高越好，不具备培养硕士能力的，一定要争取到硕士点，已经有硕士点的一定要升格成博士点，招收的研究生当然也是多多益善。在这样的办学导向之下，高学历不通货膨胀才怪呢。然而，不求“实”，只重“名”，这样的高学历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当招聘会上出现研究生太多、本科生太少而发出寻“本”启事时，高学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贬值，难道不该引起学生、高校和全社会的深思吗？
作者：傅国涌
来源：科学时报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12/05/14/65/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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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毅发布于2006-12-05 14: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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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6 cnlwh 的帖子
如果有时间能拾些cnlwh的智慧火花，
起码可以增加内力两成以上．．．
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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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的鞭策和鼓励！
QUOTE:
原帖由 卢毅 于 2006-12-5 02:03 PM 发表
谢谢你的鞭策和鼓励！
如果有时间能拾些cnlwh的智慧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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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学生网上买到假论文 差点因剽窃被开除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０日专电 因特网让学生接触到大量信息，甚至可以接受远程教育。不过因特网也让学术界的造假行为变得流行起来，美国大学生想从网上买论文，哪知道买来的却是网络公司弄来的假货。
路透社９日报道说，美国学生虽然重视论文的独创性，但也有不少人将从网上下载视为一种捷径。哪怕是最能干的学生也会对这样的作业感到痛苦：就文艺评论的社会价值问题写一篇长达３０页的学期论文。但是理查德在因特网上抄抄凑凑，一个晚上就给一家向美国大学生出售论文的网络公司提供了这样一篇论文。
向这家公司花钱订购这份论文的学生抱怨说，论文不是原创的。他说：“我差点因剽窃被开除。我觉得这非常可笑，所有上这类网站的学生买的都是剽窃的论文。”
报道说，目前有数十个网站出售学期论文，价格大约为１５美元一页。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管理学教授唐纳德·麦凯布２００６年对６万名美国大学生做的一项调查表明，约３７％的本科生承认他们论文的部分内容是从网上抄袭的，３％的学生承认他们提交的整篇论文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另外，７７％的学生认为从网上抄袭一些内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完）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3.xinhuanet.com/tech/2006-10/11/content_5187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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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美37%毕业生承认其研究论文部分来自网络
美学生也借网络抄"论文" "学生本质是诚实的，但畏惧困难"
你能相信吗？正当大家埋头苦思，为构建一篇30页的论文四处奔忙时，美国一家付费论文网站的一名员工竟然通过网络，一个晚上就"创作"了一篇文章。路透社9日撰文指出，在美国，利用网络抄袭论文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一夜之功
以前，说起写论文，连最有效率的学生也会为了一篇长30页、内容复杂的期末论文头疼不已。然而用互联网下载文章，再进行节选、修饰，理查德竟然只用一个晚上就"创作"出了论文。理查德现在是一名教师，但是他曾经在大学期间为付费论文的网站工作。这些网站售卖论文给"绝望"中的学生，通常一页论文售价15美元。
在网上定购理查德"大作"的学生抱怨得到的论文根本不是原创。"因为论文剽窃，我差点被炒了鱿鱼，"理查德说，"可是每一个定购论文的学生得到的论文，都是经我们修改的别人的文章。"
普遍现象
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教授管理学和全球经济学的唐纳德·麦凯布今年对6万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7%的毕业生承认他们的研究论文部分来自网络，而在1999年这一比例只有10%。3%的学生承认他们通常不做任何修改就将下载的论文交给老师；77%的学生认为，部分抄袭网上下载的资料并非严重的事。
"在学生中，从网上下载资料非常普遍。它很简便而且不会被发现，"麦凯布说，学生论文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选题立意的新颖性，但是当他们面对最后期限的压力，面对紧迫的时间，即使只抄袭几个段落，都是一条达成目标的捷径。
"学生的本质是诚实的，他们相信真实，这一点不可取代。但是，当遇到很难克服的障碍时，他们则显得有些畏缩，"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学术诚实中心执行理事蒂莫西·多德说。
不过，也有人认为学生写论文时参考他人意见合情合理。
捷径的诱惑
在现代美国社会，人们越来越难以抵挡"捷径"的诱惑。专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来取得更好成绩；公司卖出股票期权让经理们尽快获利；国会议员与竞选资助人签订互惠合同，以期获得资金支持……如此事例，举不胜举。
而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生活节奏太快，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和工作的新方法在不断地引导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寻找捷径。
"我们为拥有创造出改变世界新途径的能力感到自豪，"剑桥大学资深讲师莱丽·哈弗里说，"问题在于我们只是创造，却缺乏到底应该提供怎样的途径的判断。因此我们具备的优势也恰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周冰)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10/11/content_51898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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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水分论文”“是不得已而为之”
90％反对学术造假，但42％认为拼凑论文“是不得已而为之”
调研显示大学生对“水分论文”很矛盾
科技部日前发文称，将设专门机构进行学术打假，有关学术打假的话题在复旦大学引发热烈讨论。复旦大学团委今天公布了有关复旦学生看学术打假的调研结果。数据显示，大部分学生反对抄袭造假，但在谈及论文抄袭造假时，不少学生却表现得有些矛盾。
绝大部分学生反对抄袭造假。在调查中，当被问及对学术造假的态度时，69％的同学认为应该坚决抵制这类事件，21％持反对态度，6％的同学表示无所谓。同时，69％的同学认为“大部分教授还是有学术诚信的”。“毕竟国内抄袭论文、剽窃学生研究成果和篡改数据的教授只是少数。”04级化学系学生小张表示。
但在论及当前中国大学生论文“水分”偏高，甚至少数学生直接从网上“裁剪黏贴”拼凑论文时，学生们却表现得较为矛盾。
大部分受访学生认可论文撰写是大学的必修课程内容，有助于开拓思维，激发思考能力，并且真正实现自主的学习，但也有占42％的学生认为，拼凑论文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抄袭原因，被访学生的意见分成了两大派。
一种观点是，因为论文的观点不能引起老师兴趣无法拿到高分。03级社会系学生小李认为：“学生们的观点往往不够吸引人，为了取得高分，只好大量借鉴网络与参考书上的文章。”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己缺乏论文写作经验，而网络或图书馆提供了莫大便利。一些大一、大二学生表示，由于高中与大学的学习方式跨度太大，自己还不是很适应大学里的学习方法，希望学校能为低年级的学生开设相关指导课程，以防写论文时只会借鉴，不会思考。
据统计，在调研中，持有上述两类观点的学生占到了80％以上。
此外，导师对论文批改的态度也直接影响到学生作研究的态度。05级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小林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导师对论文批改的认真程度，很大一部分决定了同学们撰写论文的积极性和认真程度。如果能将审阅过程透明化，让大家看到抄袭是没有好处的，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人在假借别人的文章了。”
尽管对“水分论文”有些无奈，但90％的学生同意“学术诚信是大学生道德水平体现之一，是道德诚信的组成部分之一”。调研中，学生最赞同的有助于提高校园诚信的几项措施依次为：出台有关的校纪校规，对论文抄袭现象严惩不贷；开展提高学术诚信的宣传；学校开设教导同学如何撰写论文的相关课程等。 （《中国青年报》 记者林蔚）
来源：人民网
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6-11/13/content_53214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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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 2008-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