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
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 Martin Luther King, Jr.)
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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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
文章提交者：章立凡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1]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3]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 “批邓”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4]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5]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 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 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 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 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此信意欲变被动为主动，联系批邓，揭发王、唐，“拼命一搏”；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从总体上看，这封信技术含量不高，结局则是满盘皆输的政治自杀。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6]
李先念这段定调性质的话，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有重新解读的必要。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最致命的一击。章女士也谈到：“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7]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为何要对章含之来信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对乔章联姻的不满（章女士在书中曾屡次提及）？是对外甥女王海容的偏袒？还是在赞同唐闻生的主张？
前两种猜测，目前从文献上无从查证，第三种似略有线索：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8]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谆谆告诫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9]如此看来，唐闻生关于请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的说法，固然会令江青恼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为保全之道。
毛泽东有先见之明，江青无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则远逊养父孤桐老人（据说章士钊生前并不看好“准姑爷”）。乔冠华是折冲樽俎的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却在纵横捭阖的国内政坛中一败涂地。章女士亦曾自叹：“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0]
1983年乔冠华逝世时，由于章含之不同意将乔在“文革”中的错误写入讣告，报纸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介绍其生平和发表评价。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访时爆出新料，指出正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张字条，给她们夫妇带来了厄运：
……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11]
章女士披露这段掌故有点迟，目前尚属口述孤证。上述字条的背景和真实意思，直接关系到一段重要历史的诠释，有待史家进一步辨析考证。
乔、章夫妇在“四人帮”倒台后堕入“十八层地狱”，究竟是由于毛泽东对章含之来信的批示，还是因为伟大领袖写给接班人的字条？至此，章女士已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厄运成因说。
对于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今天理应有更多的客观与宽容。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12]
权力往往令人愚蠢，爱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聪明。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
2006年4月18日 风雨读书楼
================================================
[1]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 同上，第259页。
[3]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4] 同上，第65-66页。
[5] 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48-49页。
[6] 《李先念陈云谭震林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日。
[7]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73页。
[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批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9]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同上，第394页。
[10]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66页。
[11]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南方人物周刊》第44期。
[12]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127页。
乔冠华大笑.jpg
粉碎四人帮.jpg
1983年8月19日乔冠华与章含之最后的合影，距乔冠华逝世仅34天。.jpg
文章提交者：章立凡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
章立凡
外交官是个诚实的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国去撒谎。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
一 事出有因，语焉不详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1]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2]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3]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 “批邓”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4]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二 一纸御状，抖出猛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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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5]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三 孤注一掷，满盘皆输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 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 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 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 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此前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此信意欲变被动为主动，联系批邓，揭发王、唐，“拼命一搏”；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从总体上看，这封信技术含量不高，结局则是满盘皆输的政治自杀。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6]
李先念这段定调性质的话，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有重新解读的必要。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最致命的一击。章女士也谈到：“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7]
四 卿卿误我？我误卿卿？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为何要对章含之来信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对乔章联姻的不满（章女士在书中曾屡次提及）？是对外甥女王海容的偏袒？还是在赞同唐闻生的主张？
前两种猜测，目前从文献上无从查证，第三种似略有线索：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8]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谆谆告诫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9]如此看来，唐闻生关于请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的说法，固然会令江青恼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为保全之道。
毛泽东有先见之明，江青无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则远逊养父孤桐老人（据说章士钊生前并不看好“准姑爷”）。乔冠华是折冲樽俎的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却在纵横捭阖的国内政坛中一败涂地。章女士亦曾自叹：“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0]
1983年乔冠华逝世时，由于章含之不同意将乔在“文革”中的错误写入讣告，报纸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介绍其生平和发表评价。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访时爆出新料，指出正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张字条，给她们夫妇带来了厄运：
……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11]
章女士披露这段掌故有点迟，目前尚属口述孤证。上述字条的背景和真实意思，直接关系到一段重要历史的诠释，有待史家进一步辨析考证。
乔、章夫妇在“四人帮”倒台后堕入“十八层地狱”，究竟是由于毛泽东对章含之来信的批示，还是因为伟大领袖写给接班人的字条？至此，章女士已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厄运成因说。
对于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今天理应有更多的客观与宽容。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12]
权力往往令人愚蠢，爱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聪明。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
2006年4月18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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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 同上，第259页。
[3] 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5页。
[4] 同上，第65-66页。
[5] 王张江姚专案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48-49页。
[6] 《李先念陈云谭震林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日。
[7]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73页。
[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和批语（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9]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同上，第394页。
[10]章含之等：《我与乔冠华》，第66页。
[11]刘天时：《外交官章含之》，《南方人物周刊》第44期。
[12]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127页。
乔冠华大笑.jpg
粉碎四人帮.jpg
1983年8月19日乔冠华与章含之最后的合影，距乔冠华逝世仅34天。.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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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dbaby 发布于2006-10-22 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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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乔冠华
一言难尽乔冠华 张容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权、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
二乔”，她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二乔”
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本文的主人公，曾任共和国外交
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说来有趣，胡、乔二人都是江苏盐城人，两家住地相距不过几里。乔冠华比胡
乔木小一岁，念完中学后，两人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相隔一二年级，青少年
时期，“二乔”没有什么来往；但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两人又
不约而同地用“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那时，人们常以为“乔木”是一人。“二
乔”才华横益，皆为圣手。以后胡乔两人还成为好友，常相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中
国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当年，由“乔木”署名的文章，犀利无比，誉满天下，人们搞清楚有两个“乔
木”后，就把在延安工作的胡乔木称为“北乔”。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
为“南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还是分开叫好吧，乔木就是胡乔木，乔冠
华还是用你学生时代的名字，就叫乔冠华吧。
乔冠华阅历丰富，个性鲜明，恰与胡乔木那种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他秉
性旷达，恃才傲物，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他处在
人生事业巅峰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际，乔冠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
云，而在国内政治漩涡中，却卷进波底……他的老友说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
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可悲也夫”。真是一言难尽乔冠华！
一、苏北神童·文坛狂人·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年轻的国际评论家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
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
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
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
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
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
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
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
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
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
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
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
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
思考目前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
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
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
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
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
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
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
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
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
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乔冠华的这些国际政论文章，其一大特点是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标
题见诸于报刊后，总是先声夺人，而后必欲对其文先睹为快。例如《历史的报
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
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他的政论文章的
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
读者有所帮助”。乔冠华后来如是说。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的内容，在广博的欧洲及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知识的前景叙述中，向人们议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思想集中、
内容深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在《法国的崩溃》一文中，我们又看到这位青年评论家对世界历史和马克思
“本本”的熟悉：
距今七十年前。
一八七0年普法交锋，同年九月十九日，普鲁士的大军在大将毛奇的指挥之
下，进抵巴黎城郊，巴黎被包围了，那欧洲革命的巴比伦。
在这期间，被包围了的巴黎虽曾一度英勇的屹立起来，但是几经动荡，巴黎终
于不战而降了（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一日的和平条约）。
革命的巴比伦不战而降，是何道理？
巴黎不战而降的后二十日，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那时住在伦敦的一位贫穷
人的伟大思想家分析着当时的形势道：
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
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是七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七十年后的今天，巴黎又是不战而降，德法单独媾和了。
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把握问题实质的鲜明性和战斗性，给予人们以信心和鼓舞，
在希特勒初期获胜不可一世时，乔冠华这样写道：这是今天的形势。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着希特勒，有人将他比成拿破仑；但是人们忽视了；拿破仑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
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飞机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欧洲资产阶级的没落、反动
和腐化之中。……
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匍伏在希特勒的马蹄之下，希特勒已经快
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不过，可以断言的
是：未来的莫斯科将和过去的莫斯科有着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意义。
莫斯科是历史上一块奇异的地方。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
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同时，为了说明复杂，危急的局势，他
总要列出许多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读后往往使人拍
手称快，过目难忘。
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影响广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
义的原则性、坚定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救亡图存、
振兴中华的斗争密切呼应，以及他留学欧洲期间所掌握的广博的国际知识，另一方
面，他在联系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写作时，有胆有识，也付出了很大心
血。
许多年后，乔冠华回忆当年写作的甘苦和思想方法时这样写道：
在香港，有一个时期我为《时事晚报》写社论，每天一篇，当时我只能利用剩
余时间为《世界知识》写点文章……
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
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
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
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
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
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
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
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乔冠华自1937年至1946年写的这些评论文章当时曾编为文集《争民主的浪潮
——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
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他在33岁以前写的这些国际述评文章，以其
广博的知识，立论的严谨，优美的文字，精辟的见解，代表和平，民主、进步、正
义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自从胡愈老（愈之）开拓了中国进步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后，可谓人才辈
出，在胡身边聚集了一批国际问题评论专家，如钱俊瑞、张仲实、金仲华、冯宾
符、张明养等人，而乔冠华在那个时期写的文章，虽属后出，却大有后来居上，出
人头地之感。他的文章“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中央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
多少反映了那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当时，许多青年人争相传阅乔冠华
的文章，在那黑暗而混乱的年代，“乔木”先生的国际述评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希
望而倍受鼓舞。从文学家冯亦代的回忆中可领略一二：那时，我只是个人世不久的
年轻人，除了有一腔火热的报国之心外，别无他长……而其时，老乔正以他成熟而
又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每天
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
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
人中的一员而已。
可以举一个“对他狂热倾倒”的例子，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
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
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
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
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
降！”
一语惊四座！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
“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
纸好了。”
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6月22日，德法
停战协定签字，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签字。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而乔冠华在随即发表的《法国的崩溃》一文中，平静地写道：“25日太阳出来
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二、狂放不羁的“酒仙”·怒发冲冠的“地下工作者”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在当时自然有较大的影响和进步意义，但是乔在国际评论
方面的个别文章也有失误，乔本人这样说过：“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
误”。
尽管乔冠华的个别文章有错误，但他的大多数文章光彩夺目；同时，他与一般
埋头做学问的“鸿儒”不同，他还是位出色的宣传家、演说家，是位多才多艺的
人。
三十年代末，乔冠华在香港期间，经常组织读书会，时事报告会或参与香港文
协组织的暑期讲习会。他是这些会上的中心人物，他纵论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其
精细的剖析，往往见人所未见，语惊四座；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其宏论有如长
江大河、滔滔不绝，从经济、政治、军事到历史、地理、哲学、艺术，无所不论，
又无所不胜，听者如荡舟其中，又陶醉其中，尽数折服。对一些反动文人政客，
“老乔”则不留情面，与之议论时局，嬉笑怒骂有如干将莫邪，把“贵客”砍得体
无完肤。这类人四处活动，窥测进步组织的活动，只要是见到“老乔”在座，莫不
掩面而去。
乔冠华有辩才，有雄辩之才。熟悉他的人这样说，有道理的事情，他讲得头头
是道，就是无道理的事情，他似乎也可以说得滴水不漏，起死回生，又如辩论的双
方，“老乔”可以互换位置，无论站在哪一方，似乎都能把对方驳倒。
乔冠华的文章及口才，在当时的香港舆论界有不小的名气；关于“老乔”当年
的风采，冯亦代也有出色的描述：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香港告罗士打行的地下层“聪明人”咖啡店里。他颀长而又
瘦削的身材，走起路来微微有些弓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夹着个黑皮包，完全是
个学者的风度。特别是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和雍容的姿态，一看便令人起敬。而在
接谈之后，他对时局鞭辟入理的分析，无可置辩的结论，合情合理的预测，使人知
道他决非是个等闲之辈。后来，我和徐迟常常谈到，听老乔讲话，简直是种愉快，
是种享受。
文学家徐迟则这样说：“朋友中，特别有一位G（乔冠华），常常在说话中间
落下一串串珍珠似的话语来，我每一次听他的谈话，总可以记录到一两首诗……他
说话，像金沙似的流来，作为一个金矿矿工的我，就尽量淘金。实在这些诗是他
的，我只是记录了这些诗”。作为革命队伍的文化人，乔冠华聪明过人，才华横
溢，同时他也有某些文人不拘小节，狂放不羁的特点，他谈笑风生，性格外露，好
吸烟，喜喝酒，确切地说是嗜酒。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首案前，边写、边
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于报刊。他的工作、生活无规律可
循，特别是在香港时期。那时，他衣着随便，头发长约二寸，朋友们戏称他是“怒
发冲冠”。他住在闹市中一间狭隘的楼房里，闷热如蒸笼，要到午夜清晨才有点凉
风。吃的更是菲薄，往往因为写文章，饱一顿饥一顿，朋友看他失饥伤饱，彻夜无
眠的生活，于心不忍，多次提出发稿后到友人家里吃饭休息，好不容易他才同意。
可是不久，其家保姆便来诉苦，说“老乔”为“酒仙”，“酒仙”除了喝酒看新闻
稿外，从不好好吃饭睡觉，把他的书报拿开，不一会又在他的手头，看他睡下，一
转身又见他在看书，难道他真的成了神仙？朋友问他何以如此这般？“老乔”摸摸
脑后寸许长发说：“国内外形势这么紧张，怎能休息。如果当初规定一天有48小时
多好。”
他的住处实在是个报摊，地板上，床上、书架上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
多种文字的报刊，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朋友来访，进屋就踩在报纸上，他是用报
纸作地毯的。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一大批在重庆、桂林进行抗日
文化宣传的文化人无法立足，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安排他们撤到香港，以
便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继续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由于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到
来，香港当时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等十余
种进步刊物；这其中，乔冠华和胡一声等也主办了一个时期的香港中华通讯社，一
时香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蔚为大观，这对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争取港澳及海外同胞
的支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同时进攻香港九龙，太平洋战争爆
发，不久，香港沦陷。这时周恩来发来急电，要求廖承志，刘少文等组织力量，想
尽一切办法，不惜牺牲把日军计划搜捕的香港地区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营救
出来，转移到内地，为贯彻周的这一指示，乔冠华曾和廖承志、连贯一起在1942年
元旦前夕偷渡到九龙，并经西贡镇渡过大鹏湾，进入东江游击区，安排沿途党组织
和游击队接应，护送文化人的工作,在营救工作中，比较惊险的一幕是，当时身在韶
关的乔冠华获悉国民党又开始搜捕由港刚刚转移到广东地区且目标极大的邹韬奋，
他及时通知了胡一声，并积极协助胡将尚在患脑病行动不便的邹韬奋化装成香港商
人，通过重重关卡，经韶关送往内地。在营救文化人的系列工作中，“老乔”似乎
已没有往日的书生气和“酒仙”风韵，他机智、冷静、沉着，学会并经历了“偷
渡”、“掩护”、“化装”、“放哨”等等，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的
形象。
以后，乔冠华经桂林赴重庆，来渝途中，不幸在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
翻车，虽大难不死，却把这位“才子”弄得狼狈不堪，他伤痛不已，休息了个把
月，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
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从此“老乔”的犀利笔锋又风行于山城，大受党内外
的欢迎，却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乔冠华还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他结交甚广，三、四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与
夏衍、冯亦代、徐迟、廖承志、郭沫若、章汉夫、连贯等相交甚厚，廖公的豪爽、
机智、幽默、风趣，给予乔冠华很大的影响。
三、与“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龚澎结为夫妇，二人深得周恩来器重
乔冠华在重庆工作两年后，经冯亦代从中周旋，与龚澎结为伉俪，这不仅仅是
“才子佳人”式的美好姻缘，龚澎同时也是革命队伍中一位难得的“才女”。周恩
来当时说过，乔、澎两人的结合是件好事，这虽系闲话，也可以看出局恩来对乔、
龚两人的期望。
龚澎曾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乔冠华的爱妻，对乔的一
生影响极大，关于龚澎这里不妨多写两笔。
龚澎是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的，原名龚维航，她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聪
明貌美的龚澎被同学们认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在校期间她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
进步学生，如王汝梅（黄华）、陈翰伯、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
………在美国进步记者兼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他们利用这个环
境讨论时局。并从斯诺那里获得一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1935年的“一
二·九”爱国运动中，龚澎是学生示威游行的大队长之一，又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学
生“敢死队”的人，同学们常常惊奇这位“校花”有如此勇敢的行为。
龚澎于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到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
其间她曾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她是当时延安外语水平最好的人员之一。在延安
马列学院一班学习时，龚澎当面聆听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艾思奇、
王学文、陈昌浩等人的报告或讲课，这对于她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龚澎政治上立场坚定，生活上则热情、活泼，她休息时兴趣广泛，常去书店买
杂书，喜欢“神侃”，也常常给同学起外号，什么“猪八戒”，“张二嫂”之类，
机智、幽默的龚澎是延安同学中使人喜爱的人物。
1938年底，袭澎被分配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以后，袭澎在1940年早于乔
冠华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外文极好，聪敏，热
情，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从此，龚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外事工作长达30年之
久。
龚澎不仅才华出众，同时品貌双全，是《新华日报》乃至当时整个重庆进步新
闻工作者女性中最漂亮的一位，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
二故乡》一书中这样描写重庆时期的龚澎：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
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
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
的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
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她的丈夫战死了，几年后，她
与记者乔冠华结了婚。
乔冠华和龚澎，堪称天作之合。可以想见，龚澎，这位深得周恩来器重，才华
横溢，追求进步，美丽聪明而又风度迷人的女性，给予乔冠华的整个外交生涯、写
作生涯以多大的帮助和影响。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乔冠华与龚澎双双随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
团的工作。他们奉命创办英文版的《新华周刊》，这本杂志在上海周公馆撤退前曾
出了几期，发挥了一定作用。国共和谈破裂前，乔曾在上海组织时事座谈会，他极
力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和谈是假，反共是真”的骗局。“老乔”对时局的洞察力及
其演讲才能，又一次发挥不小的作用。1946年底，为了充实香港地区的力量，组织
上又派乔冠华、龚澎赴香港，他们都是以章汉夫、连贯为首的香港工委委员，乔冠
华在工委里负责外事委员会，同时，他还担任复刊后的《华商报》社论委员。不
久，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49年乔冠华调北京工作，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而龚澎也调来北京任
外交部情报处处长，她是组建不久的外交部里女性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四、政论家改任外交官板门店谈判幕后的“指导员”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他在内部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并把年轻的
乔冠华调来任副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的政策调研工作蓬勃开展起
来。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别十一序》中曾经感慨地说：“自古英达未
必尽用于当年”。对于乔冠华来说，则是生逢其时，“英达尽用于当年”。
周恩来器重乔冠华，委派他的职务及担当的责任，似乎常常与他的年龄不相
符。1950年12月23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别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
他七人为特别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的会议。”这一年，乔冠华年仅37岁，第二年，
“老乔”又以38岁青春年华出任举世瞩目的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
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仍兼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调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是出任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的主要
顾问，这两个职务虽然不高，却使乔冠华在建国后正式步入职业外交官的轨道，是
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从长期为报刊撰写“国际述评”的学者到职业外交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做实
际外交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周恩来明确指出：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
对象，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权威的外交理论家萨道义在《外
交实践指南》一书中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
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费尔萨姆在《外交手册》中把职业外交家的素质说得
更为具体；外交工作的合适候选人“应该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学问家；他既
开朗，又诚恳；既勤奋好学，深思熟虑，又不明哲保身。他应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
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
与乔冠华相比，撰写国际述评的出色学者，评论家不乏其人，但这些人大多局
限在书斋学者的圈子里，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木讷于言，他们思维严谨，做
事循规蹈矩，缺乏灵活性；简言之，书斋学者类型的人物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实
干家。他们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但不宜于做机敏的，实际的外交工作。而
乔冠华集笔才，口才、人才于一身，他虽有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特点或缺点，但
他分析深刻，预见准确的国际述评早已闻名于世；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演说报
告使听众为这倾倒；他风趣幽默，机敏热情的性格颇有人情味，他修长的身材，
“绅士般”的举止，再加上他时时显露的微笑，使他在任何一个交际场合都引人注
目，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
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乔冠华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合适人选，周恩来对年轻
的乔冠华委以外交重任不是偶然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把战
火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毛泽东高瞻远瞩，不顾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创伤巨
痛，毅然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经过五次战役，把二次大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打回到“三八线”
附近，至此，美国不得不寻求停战谈判，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就在这样的背
景下拉开了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斗争，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
指挥下进行的，而38岁的乔冠华于其中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
早在抗美援朝初期，周恩来就深谋远虑地拟就了停止朝鲜冲突的条件，并密切
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在谈判条件成熟时，他认真挑选赴朝谈判的人选。周恩来要
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的李克农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挑选虽然年轻、但有广博的
国际外交知识的乔冠华担任谈判代表团的顾问。
抗美援朝，过去通常讲“三年战争，两年谈判”，实际上，早在停战谈判开始
前，甚至在我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已有了一连串的外交斗争。而在1953年？月27日
停战协定签定后，直到1954年底，围绕美方是否执行停战协定问题，又进行了一年
多的复杂斗争，漫长的谈判斗争的大部分过程，乔冠华都参加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
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他们赴朝前夕，周恩来又对
李、乔作了指示，并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
不止。”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
7月4日，李克农、乔冠华谈判班子一行，迎着灼热的夏风满怀信心地踏上征
途，乘火车经由安东驰往朝鲜。车厢里，在谈论国际形势的间隙，李克农笑着对乔
冠华说：“你知道吗？我们乘坐的这节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出行时的专车，这位太
后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御辇”今天会有我们这些执行和平任务的人坐上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达朝鲜，金日成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亲切地接见了李、乔一
行。
停战谈判的双方首次正式接触是联络官会议，这次会议按商定时间于7月8日上
午9时在朝鲜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来凤庄“看上
去是一位富有家庭的宅第”。这个普通的村庄，由于与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联
系在一起而载入了史册。
联络官首次会议气氛严肃而平静，双方代表难免有些紧张。给人印象深刻的一
桩小插曲是，当时南朝鲜的李树荣，由于紧张过度，就位时竟一屁股坐空蹲到地
上，立时摔得他狼狈不堪，面红耳赤。与会谈判的所有代表却个个正襟危坐，不敢
相视而笑。
会后，我方得知对方正式代表团来时将坐直升飞机，我方代表团遂做了欢迎的
周密准备。措施是在开城市区内找到一个比较安全又可以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摆
上红色“T”字布标，再摆上两个英文字母“WC”是英文“欢迎”的缩写。但是怎
样不失身份又能及时准确有礼貌的通知对方呢？对此，机敏的乔冠华立即建议由中
国记者以目睹会前准备情况为名，写出一篇通讯或巡礼，此文在报刊一发，无异于
通知了对方，这在当时没有礼尚往来的情况下是唯一可行的一着。
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由邓华、解方、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为谈
判代表，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李、乔对外都不露面。为了安全
原因，他们各自起了个代号，李克农称“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
五、炮火连天中仍不失才子风范·料事如神老谋深算
谈判就要开始了，连日来“乔指导员”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他既要参加集体讨
论，又要找人个别谈话，真是夜以继日。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头天深夜，李、乔又
召开了一次有中朝双方出席的联席会议，先由“乔指导员”把第二天会议的安排作
一番汇报和说明，然后李克农就朝鲜停战谈判的全局性问题两次作了阐述。
谈判前夜，犹如大战之前，气氛紧张之至，对手是二次大战后号称第一强国的
美国，又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个强国在朝鲜战场上却没有打
赢，很丢面子，谈判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彭德怀元帅说过：“朝鲜停战谈判是一
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
争。”
事实果然如此，谈判初期，美、李一方缺乏诚意，时谈时打，他们找借口故意
制造事端，而且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蓄意破坏停战谈判的地步。
例如谈判刚刚进行了一个月零九天，我军事警察、排长姚应祥在带队巡逻行至
中立区内，突遭李承晚军的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我方提出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团还
举行了追悼会，并正式通知美、李方。我代表团为姚排长设了灵堂，李克农亲临灵
堂检查，他觉得现在的这许多挽联还不足以表达人们的愤慨之情，他对乔冠华说：
“还是你想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展示七步之才，随即吟出“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应祥”，李克
农看罢，连声叫好！
在险象丛生、炮火连天、忙碌紧张的环境里，乔冠华仍不失“才子风范”，不
乏闲情逸致。在朝鲜，他单独住一个朝鲜式的院子，很巧，院内有两株挺拔的凌霄
树，凌霄花盘旋而上，煞是好看，这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别有一番情趣。乔冠华常
在凌霄树下漫步构思文章，他称其住所是“凌霄馆”，又对常来访谈话的符浩等人
自称为“凌霄馆主”。
8月末9月初，朝鲜半岛秋意正浓，早晚凉风习习。代表团人员从北京出发时，
正值盛夏，原以为谈判一两个月就会结束，有人甚至连毛衣都没带。不管后勤工作
的“乔指导员”，看到天气渐冷，冬服尚无着落，他着急了，“才子”情急与他人
不同，提笔给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封“公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尤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
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
如此？
日日李奇徽，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
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
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
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
地。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
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一个严肃急迫的大事，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以打油诗的形式写出，幽默风趣
中，诉出甘苦，甘苦之中又不乏浪漫，其中竟还有“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
家不满意”之类，乔冠华的潇洒于此又可略见一斑。
诗中提到的乔埃是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
谈判实在进行不下去了！因为美李军在谈判中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不过，玩火者自焚，其结果是以15万余美李军被歼灭的下场而收兵。又不得不回到
谈判桌上。这一次他们的确是被打疼了。
谈判从8月中旬中断到10月10日恢复，尽管美李方的要求绝无道理，我方还是
同意将谈判地址由开城来凤庄移至板门店。这是个有利时机，谈判有可能达成协议
了。但乔冠华却又有其独到的看法：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
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
但不敢让汉菜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菜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
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
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
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
这个问题。”
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素质和才能，以后事态的发展，果然证实
了“战俘问题”是达成停战协议的一个重大障碍。
1953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时局发展的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来，是否可以再给他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对
此，毛、周特意要乔冠华等研究筹划并提出建议、设想。乔于2月19日提出如下分析，他这样写道：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
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老乔”的这个分析和结论。
果然，1953年2月22日，仅仅在乔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美国再也不愿把
“现状拖下去”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
行交换战俘。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板门店谈判重新恢复了。
乔冠华似乎料事如神。
“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这种纵观全局，老谋深算的策略，出自一个
39岁的青年顾问之口，犹如稳操胜券的高明棋手，他对世界形势与眼前战局的方方
面面及其内在联系了如指掌；他对我方的外交姿态把握得恰到好处；事实证明，这
位青年外交家是出类拔萃的。
在两年多谈判的日日夜夜里，李克农累病了，乔冠华累瘦了，他们对和谈做出
了贡献，但是周恩来一向严格要求，对他们在谈判中存在的不足也及时指出。
在谈判期间，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曾致信李克农、乔冠华，批评他们在发言
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等太多，使
国外报刊和广播不易采用，要“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
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词句。”总理的求实作风给予李、乔两人以
很大的教益。
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经过两年零两个多星期的艰难岁月，终于取得了和
平协商的胜利。这个普通的日子，因其停战协议在这天签字而成为永久的纪念日。
六、陈毅喊：乔老爷快上轿哟·毛泽东授意写“5·20声明”
仅仅过了9个月，1954年4月，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又召开了。这是新中国第
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家会议。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
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
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当时陈毅曾填词《满江红》赠周恩来，词中有“板门店，谈未歇，日内瓦，话
重说，挽唇枪舌剑、议倾坛席”之句。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柬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
时等十几个国家，有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西哈努克、皮杜尔等著名政治家，
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不待说以撰写国家评论
“起家”的“老乔”，在会议期间起草、整理文件就成为他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
而龚澎则和黄华一起在会议新闻中心，每天向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布消息，回
答各种质疑、提问，也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有时会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
和刁难，但都出色地给予回答和驳斥，引起记者和评论家们的普遍赞叹。当地和国
外的许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史称十四国老挝会议。
这次会议是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时
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在出发前，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
员照例集中于钓鱼台国宾馆，熟悉文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
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仍是军人本色，他早早守候在院子里，非等大家到齐了
才在会议上露面。乔冠华一到，陈毅走前几步，亮开洪钟似的嗓门说道：“乔老爷
来了，乔老爷下车要快上轿哟。”陈毅说“上轿”的意思是让乔冠华尽快开展工
作，准备文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
彦、曾涛、陈叔亮等人。乔冠华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他负责“拉总”。
在整个会议前后，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陈毅先提出主要观点，然后大家反复研究讨
论，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乔冠
华和代表团其他同志，配合陈外长勤奋工作，在复杂尖锐的14个东西方国家参加的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又一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
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
不满意，谓之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
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1970年“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
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
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乔冠华所深爱的妻子龚澎，也是外交口内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龚澎的风采和
能力，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1933年在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不过，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却
记不清了。她是一个忙人，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而我那时并未意味到学生运动
对抗日斗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尽管当时的忆痕是模糊的，却久久难以忘怀，我想
这是由于她的性格是如此富有活力、朝气蓬勃。
1942年，我和龚澎重逢于重庆，不久，我随丈夫去了英国。新中国成立后，我
不敢回到中国去，我感到自己不会被人理解。同时，我要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是困难
的，不过，我还是办成了。我事先给龚澎写了信，1956年4月间，我果然来到北
京。
在北京，我又见到龚澎，经过长谈，搞清楚许多问题，消除了很多疑虑，但不
是全部。对我来说，受龚澎之邀到她家里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总是一件非常快
意的事。通过龚澎，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接见了我。这一年即1956年，因而成
为我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中国是在前进，整个国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情况和世界形势。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所有的知识，不论是什么，全都归功于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而且通过龚澎，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龚澎的品貌才学，无疑对乔冠华的外交生涯有重要的帮助，同时，龚澎的过人
才华，也使他本人成为外交界的佼佼者。许多女干部注视着龚澎。公认她是外交部
女干部的楷模和“先锋人物”。在五、六十年代，乔冠华和龚澎先后担任了外交部
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战线的两名得力助手。
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龚澎之死·陈毅在卧病中大笑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
（冠华）”的人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陈老总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火烧英国代办
处，砸了缅甸使馆、印度尼西业和印度的使馆，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
就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
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远远看见他的熟人，为不
使他难堪，就绕道掩面而过，不和他打招呼。“老乔”还这样对“造反派”说过，
“让我在背街小巷口里卖吧，在大街上可能碰到外国人，他们认识找……”
这期间，乔冠华的家“被抄”，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反分
子龚澎”的大标语，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说：“让它们留下
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就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乔
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
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进家门。”
龚澎对周总理、陈毅有深厚的感情。当那位私自召集全部大使、司长以上干部
开会号召大家起来“造反”的老干部被捕时，她冲上去给这个人一记响亮的大耳
光，爱憎何等分明。
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但是在他恢复工作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
来。1970年春天，平日身体就不大好的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
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治疗的二个月内，乔冠华日夜陪伴着龚澎，凄凄
惨惨的……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参加会诊，还指
示组成抢救小组。当脑颅被打开后，昔日美丽的龚澎已不成样子，深深的刀痕，厚
厚的绷带，脸色蜡黄。周恩来说：“我不愿意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
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那时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十二年，为了保
住龚澎，周恩来特意要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老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
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终因抢救无效，1970年9月20日，56
岁的龚澎逝世了。
龚澎去世，外交部的干部十分怀恋她，乔冠华和龚澎虽然都是才华出众，但夫
妻二人性格却不尽相同。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
的外交关系不尽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
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正因为龚澎各方面都如
此出色，有一段时间，“老乔”竟对自己的夫人有些许妒嫉之意。不管怎样，聪
明、美丽的龚澎是妻子，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他是个感
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他与数十年的结发夫妻感情很深，许多年来，不论龚澎在
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她在生活中的和风细语，乔冠华大多言听计从。如今这
位志同道合、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有时，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
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
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他也不加掩饰……
一次，半夜时分，人们都巳酣睡，“老乔”孤苦难忍，他打电话给邻居符浩：
“我很寂寞，我受不了了，老符，你若有空就过来聊聊吧……”
一连串的打击，使乔冠华的身体垮下来，1971年夏天，他患肺结核住进了医
院，很巧，陈毅也在同一处住院，他们在一起不仅谈了国际形势，也谈了许多“文
革”的问题。对于陈在“文革”中的不公正待遇，“老乔”愤愤不平，建议陈老总
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摇摇头说“‘止谤莫如不言’，我相信事情最终会
大白于天下。”
乔冠华哀思未尽，在1971年的秋季，他又亲身经历了几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