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回忆录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2-11 09:08:36 / 天气: 晴朗 / 心情: 郁闷 / 精华(1) / 置顶(1) / 不允许评论
他是一名交警，一个文艺青年。六年来，他一个人编着一本民刊《水沫》。 吴幼明：因为你身穿警服，不去就相当于是临阵脱逃吧。 |
警察回忆录
巡警一大队
我被分配在巡警一大队步行街岗亭上班。上班没两个月，教导员L和副队长G宣布：
根据市局要求，大队给每个民警规定了每月1500元的罚款任务，此罚款任务与每月150元的巡逻补助挂勾。（就是说你如果按月完成了1500元的罚款额，你就可以领到150元的月巡逻补助，如果你当月只罚了1000元，就只能按比例领到100元的巡逻补助。）
我所在的一大队正好管理黄石市的步行街，街上本来是严禁摆地摊的，但为了完成每月的罚款任务，巡警们纷纷对摊贩们以罚代管，只要摊主交5到10元的罚款，就可以摆一整天，不交罚款的就不准其摆摊。那时候我基本上每月都能完成罚款任务，因为长长的一条步行街，上早班时，可以从摊贩手中收取100多元的罚款。（这也要看上早班的巡警多不多，多了也收不到多少罚款。）我也曾经因为罚款额不足而被扣过巡逻补助，最多的一个月被扣了80元，也就是说当月我只开了700元的罚款单。
这种对小贩们以罚代管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双赢”，巡警们不费什么力气就收到了钱，小贩们也可以交小钱换得安安心心做生意。（他们一个月最多交150元罚款，比起步行街的商业门面租金便宜多了。）如果巡警们真的去严格制止小贩们摆地摊，那就费劲多了。记得巡警何国军曾经制止过一个炸羊肉串的老板摆摊，女摊主根本不理睬他，何国军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上去就把一锅油给倒在水沟里了。女摊主一把抓住何的武装带死不放手，说不赔油钱就要永远跟着他，还说自己有心脏病，激动的就要发作了。两人拉扯着进入巡警一大队办公室，教导员L听说了情况后问油值多少钱？答20元。L就叫内勤拿了20元给女摊主，于是她就是放手离开了巡警队。我不想就这件事说谁是谁非，女摊主需要靠炸羊肉串维生，巡警的工作需要维护市容整洁，两者都有自己的道理。我只想说维护市容并不是象别人想的那么容易办到的事，不管是警察还是城管队员都很难让小贩们从街上离开。我想用“革命”这个词来形容“城管”工作，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以维护市容的名义去取消另一群人（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用国家暴力去“革”小贩们的“命”。记得有句古语说：“杀人父母不可恨，夺人生路最可恨。”不给低层的小贩们以生活的出路，反而无情的取缔他们的谋生手段（摆摊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很残酷，也很非理性。我们毕竟不是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生存。
有的巡警为了更快更多的完成罚款任务，就到居民区去抓赌。他们一般对打得小（赌注小）的处以没收赌资，还对参赌者每人现场罚款50-200元处理；对打得大的参赌人员则带到大队处理，一般每人罚款500-3000元。当时曾发生过一个笑话，几名老头拿着一摞5元10元的巡警罚款收据到黄石市公安局告状，他们打个小牌被几名便衣警察抓获，每人被现场处以50元罚款；交了罚款之后，警察撕下了这么一摞小额的巡警罚款收据给他们。因为罚款任务也是市局定下来的，所以尽管开支队大会时，市局和支队领导分别表示要追查此事，但最后仍以查不清是谁干的而不了了之。其实每个民警领的罚款票据上都有号码，领票据时都要登记号码，怎么会查不清呢？只是领导们自己订的罚款任务，民警因完成罚款任务而出点差错，领导实在不好追究罢了。
有的巡警就更厉害了，他们常常去捉卖淫嫖娼。1994年黄石市的卖淫嫖娼还不那么普及，可以说那时抓获的嫖娼者起码也是个小款，抓一个最少可以罚3000元，碰到有钱的或有身分的嫖客还可以罚10000元（当时的《治安处罚条例》里规定卖淫嫖娼最高罚款5000元，可以并处治安拘留15天。民警有时让男方交10000元罚款，让女方给男方写张欠条：向男方借款5000元。这实际上等于让嫖客出了10000元罚款，如果嫖客不同意，就以治安拘留相威胁。），这样民警一次性就完成了全月的罚款任务。民警如果超额罚款可以得到大队奖励的罚款提成，这个提成就是罚款额的百分之十，有的民警一个月拿到上千元的提成，比当时的月工资还高。当时黄石市公安局内所有的单位都有小金库，抓赌抓嫖的罚款大多未经治安裁决，也没有给违法人员正式的罚款收据，这些罚款并未进国家财政，都进了小金库供单位领导安排使用。
我本人在巡警一大队工作的两年中没有抓获过一次卖淫嫖娼。我曾经和同事到居民区抓过两次赌，都是穿便衣四处乱转，倾听房里是否传出麻将声和打牌声；一次一无所获，另一次抓到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打牌赌博，因为有人说情就没有罚款了，也算是一无所获。所以我没领过一次罚款提成。我的个性可能不太适合抓赌抓嫖或者说是同事们觉得我不适合，一般也没有人叫我出去干这些事。因为抓赌抓嫖的工作都是由大队里专搞创收的机动组或民警中的积极分子抢着干，不是由大队领导具体安排的；我下班后就回家，八小时以外基本上不和同事们一起玩，所以在这种自由组合的行动中没人叫我去是正常的。我之所以具体的说明这些是因为我不想让读者误会，认为我不想拿罚款提成或者是我反对制定罚款任务，那时我才21岁，思想比较单纯，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支队、大队经常组织民警去抓大赌场，我也参加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行动。有一天晚上我到大队值班备勤的时候，朱坤（民警，大队的机动组负责人，后因事被辞退。）说摸到一个线索，在某地有人在押宝（赌博的一种方式）。带队值班的是教导员L，他安排所有值班备勤和当夜班的民警都去配合朱坤的机动组抓赌，当时二队的一个民警Z正好和我队民警一起玩，也跟去了。我们有穿便衣的，有穿制服的，一共约十三四人，坐两辆面的到了花湖村里的某幢居民楼前。因为举报者说里面只有十八九人在押宝，所以我们也没有仔细分工安排，心想十几个民警去抓不到二十个人的赌场还不是手到擒来。赌场的大门开着，我们在门口排好队一下子冲了进去，好家伙，场子里最少有70多人！赌徒们人挤人站在长桌边，桌上堆着很多钱。看着一队警察和便衣突然冲进赌场，赌徒们傻了。我们没想到有这么多赌徒，也慌了。双方大眼对小眼的看着，都愣了约一秒钟，反应快的赌徒抓起桌上的钱就往后门跑，还有人抓起桌上的钱往前门冲，还有人往二楼跑再从窗口往外跳。现场乱成了一锅粥，有同事大喊：“关门！”可来不及了，往外跑的人太多太猛，门一时无法关上。我拦着往外跑的人，一把抓住一个往外冲的青年男子的黑色夹克背部，右手一拳打在他脸上，他回过头，我一看，糟了，他居然是二队民警Z！原来Z抓住一名向外冲的男赌徒，可那人很强壮，Z拉不住他，反而被拖着往门口跑。结果Z被我误认成向外逃跑的赌徒，挨了我重重一拳，嘴巴都被我打歪了。Z抓住的那个赌徒则称乱脱身而去。
民警们也红了眼，有同事拎起长条板凳就往逃跑的赌徒头上盖，最少有三四个人头被打破，地上也有几处血迹。没跑了的赌徒们都被命令抱头蹲下。等我们关上前后门，逐一点数时，赌场里只剩38名赌徒。我们分别对赌徒们搜身，将赌资集中在一起，只有3000多元。身上钱多的赌徒们逃跑的决心最大，有些看热闹或输光了的人就不太热心逃跑了，剩下的被我们抓到的人基本上都是身上没有什么钱的。
朱坤和民警们商量了一下，看打破了几个赌徒的头，就不想带赌徒回大队再罚款免得麻烦。朱坤掏出警官证晃了一下，说：“我们是市局的。你们的名字我们都登记了，我们现到××派出所去，你们等会儿自己到××派出所来接受治安处罚！” 说完后，我们溜之大吉。随后我们直接到夜市大排档去喝酒，Z的右嘴巴高高肿起，被同事戏称为“歪嘴” 。Z看着我摇头苦笑，说：“兄弟你连我也打，下手也太狠了吧？”我面红耳赤，非常不好意思，敬了一杯酒向他赔礼道歉。最后吃了300多元，朱坤付的帐，从刚才没收的赌资中支出。
现在回忆这件事，肯定很让人吃惊，但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没人觉得这样抓赌、打伤赌徒、用赌资吃喝有什么问题。没人思考这种所谓的执法和暴力抢劫有什么不同？就是在这种领导制定罚款任务，单位里只以罚款额论工作成绩和不严格的财物管理制度下，有很多民警和领导都出了问题。巡警二大队有个民警W，人很年轻，整天跟社会上的闲杂青年混在一起吃喝玩乐，没钱就带着闲人去抓赌，用赌资消费。他还以谈朋友的名义玩弄了不少社会女青年。最终，他被市局辞退。
当时正是邓小平94南巡，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勇于尝试，大搞改革开放的时代。当时黄石市公安局局长F在省里市里多次开会解放思想后，回到黄石公安局居然说出了这样的开拓思路：“合理合法的事情，要大胆的干！合法而不合理的事情，要小心的干！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情，要摸索着干！要踩着红线走，勇于尝试！” 就在F的这种思路下，市局和各分局都开起了第三产业和保安公司，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公开的赌场（当时黄石的康赛集团就在天津路和钟楼处开了两家大型的赌场，全部用进口美国的电子赌博机设备，跟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赌城一样，这就是康赛老总童施建去美国考察后的成绩。顺便说一下，童施建后因贪污、挪用公款、行贿等罪名被判刑15年。）和半公开的声色场所。
除了罚款之外，维护社会治安也是巡警的主要任务。我记得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岗亭里休息看杂志，几名男青年跑进来报警，说据岗亭二十米的车站舞厅里杀死了人，凶手们有刀还有枪。我当时孤身一人，对讲机也没电了，无法和同事联系上（当时有手机的人很罕见，我买不起，队领导也没有。），我鼓起勇气提了根警棍就冲进舞厅。凶手们刚逃走，他们坐黄面的走了。我用公用电话打110报警，派出所的民警来了，将伤者送到三医院抢救，伤者在医院里死亡。舞厅里留着一滩血迹，一把刀鞘，刀鞘有我小臂那么长，刀被捅进死者的身体里。此案的凶手两年后在下陆行窃时被抓获，他行凶时还不到二十岁。
还有一次在白天，一女子进岗亭向我报警，说在百货大楼门前的立交桥上，她的钱包被偷了。我当时只有一个人，我脱下警服，穿上便衣，带上对讲机就跟报警者走了。在路上我反复告诉她：见到小偷用眼神向我示意，我再用对讲机喊同事来配合抓捕，我一个人是不够的。结果她依然过于紧张，在桥上直接指着七八个男青年说：“就是他们！”我只能大喊一声“警察”冲上去，一手抓住了一个小偷。当时小偷们慌了，他们分不清四周有几个警察，撒腿就跑光了，那两个被我抓住的也老老实实不敢动弹。这时警长卢耀良闻讯赶来，我松开手给他一个小偷，没想到这小偷趁卢没留神接手就跑了，我把剩下这个小偷交卢铐上，然后去追。我在百货大楼里和小偷赛跑，因为我穿着便衣，售货员和群众都不知怎么回事，也没人帮我拦一下；最后我体力不支，小偷跑不见了。我和卢将小偷押送回队。这次其实很危险，如果小偷们判断出我只有一个人，一起下手，会让我在五秒钟之内被打倒在地。这有运气的成分，与个人英勇的程度无关。
有一个晚上，约八九名巡警便衣巡逻（我当时不在场），碰到一伙携带砍刀者，巡警上前出示警官证盘查，反而被他们砍伤，其中民警刘勇的头部还被对方用酒瓶砸破。还有一次，有两名男子在街上斗殴，巡警林慧峰一个人将他们制止并带入治安岗亭。过了几分钟，几名男青年冲进治安岗亭，将岗亭内的一名男子抢走并用岗亭内的烟灰缸砸在另一名男子，将该男子打得头破血流。林慧峰完全无法制止他们的暴行。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我在巡警一大队里不知不觉的过了约两年的时间，那时候我下班就回家看书或和同学朋友出去玩，生活得很平静愉快。我和大队领导也相处得很和睦，比如副大队长G曾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入党之后可以在政治上取得更快的进步，因为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特别是在政法机关，你不入党，党组织怎么可能重用你呢？同时，你在工作中总难免会犯错误（工作失误），象我如果犯错误，第一次会撤消职务，第二次会开除党籍，我还是民警，还有个饭碗；而你犯一次错误就可能被开除了。” 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回家就写了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G。三十多个人的大队一年才有一个入党指标，尽管我没排上号，但我也绝不会认为G队长对我不好。教导员L为人也不错，有一次我上班迟到被他发现，他当场严厉的批评了我一顿，但事后未对我有任何追究。大队领导并没有特殊照顾过我，但他们也没有以领导自居对民警盛气凌人，G多次说过他党龄比我年龄还长，但现在我们是同事，他就是我的拐子（方言，哥哥的意思）。在大队里，我从来就不反对领导制定罚款任务，因为我觉得这是市局领导分派下来的任务，其他各分局派出所刑警队交警队都有罚款任务，不能因为此事而责怪大队领导。
爱护民警的好局长
1994年10月左右，巡警支队机动队的新民警B在审讯卖淫女时动用了警棍。小姐被释放后作了法医鉴定，并将遍体的淤青伤痕拍照，然后将这些材料送到市公安局、市政府、黄石日报社等部门告状。
B是和我一起参警的，当时大约正式上班仅一个半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就转变成一个用警棍对卖淫女刑讯逼供的“狠警察”了呢？我想这离不开老同志的“转、帮、带”。那时巡警机动队的主要任务是抓嫖捉赌，一个新民警在这些老警察的带领下，在这种工作氛围里，迅速的“成熟”了。B刚参警，出了这么件事，心中还是很害怕的，他怕因为这事被开除出公安局。
在巡警支队开大会时，当时的市局副局长A（分管巡警）面对全体巡警公开发言说：“B同志刚参加公安工作不久，但我觉得他是个好同志，工作很积极，这我在市局进进出出时都看到了。现在有人告他，作为市局领导，我愿意保他，为他挑担子！同志们，工作时就要大胆的干，不要怕出问题。只要你们是为了工作，出了问题有领导为你们撑腰！想当年我刚参警的时候也打过人，对方也是四处追着告我，是我的派出所所长保护了我……”就这样，B有惊无险的过了这关，好象只是被扣了当月150元的巡逻补助。
我又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动手打人，成为一名“狠警察”的呢？我记不清我的第一次打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情况下动手的，但我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一次：大约在1995年的冬天，巡警机动队的便衣民警在钟楼处看见几名男青年带着一名女青年闲逛，民警认为其中的一男一女是卖淫嫖娼对象，就上前出示警官证口头传唤他们去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实际上那一对男女是小夫妻，男青年拒绝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机动队民警看他们居然敢拒绝传唤，就掏出手铐准备强制传唤，双方在街头发生争持，然后开始动手扭打。当时我和另一名巡警Y在钟楼治安岗亭里，机动队民警向我们求援，我和Y冲上去就打，Ｙ三下五除二，就将男青年打倒在地，男青年的一哥儿们过来帮忙，被我抓住头发一脚蹬倒。女青年上来打Y，被我拖到一边说：“不看你是女的，我就不客气了！”最后机动队的警用吉普车开来，将他们抓到机动队里。晚上，他们被放出来（根本啥事都没有），还来到岗亭里对我和Y道歉，还说要请我们到夜市喝酒。我和Y都不好意思去，他们买了几包红塔山和几听八宝粥扔在岗亭里就走了。
在那个年代，民警对违法犯罪嫌疑人使用暴力是常事。直到1998年，有一次在老下陆派出所里，我审讯一个从床上抓来的嫖客，他拒不承认嫖娼事实，还反问我：“你说我嫖娼就嫖娼？我还说你嫖娼呢！”我当时就一脚蹬在他胸口，把他蹬倒在地。我不想为自己的行为作解释或寻找借口，和同事们相比，我没有任何道德优势。我可以说我打人不是最多的，但也绝不是最少的。就象一个笑话所说：在战场上逃跑了五十步士兵嘲笑逃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胆小，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时很多违法人员一进公安机关就被民警命令跪下，几乎大多数人都听话的下跪了，否则就会被痛打。在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男警察都打过人，民警间也常常相互间交流打人时的思想和感受，带着一些兴奋和得意。当时的公安机关里有那么一种群体性暴力氛围，就象职业病一样。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1996年左右，黄石港派出所民警M，一个人在办公室对一名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M用毛巾堵住犯罪嫌疑人的嘴，直打得犯罪嫌疑人点头用目光求饶表示要说出犯罪过程，M仍不停手。最后犯罪嫌疑人被活活打死，M被判入狱7年。2002年我当交警时碰到过M，他出狱后用一辆小货车送煤气坛子，因违章被我查获。M对我说起旧事，希望我看在旧日同行的面子上高抬贵手。面对着这个高大而落魄的汉子，我收起了罚款单。
肖铺乡派出所
1996年5月，我和巡警们在下陆分局报到，我被分配到肖铺乡派出所工作。所长Q和我谈话，问我从市局下派到这个农村派出所来，心里有什么想法，有没有怨气？Q当时不到五十岁，因为秃顶，看上去近六十了。我说没啥想法，既来之则安之，在工作中向老同志学习嘛。Q向我介绍了这个所的详细情况，并说所小有所小的好处，所里五名民警，除我以外全部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入党还是很容易的，不象其他大的派出所还要搞请客送礼那一套。
我觉得Q太好了，明白说出这儿入党容易，如果我不积极工作、常写思想汇报向党组织靠拢，那岂不是不识抬举？可惜我那时还是涉世未深，对所长的话产生了严重的误读。在此后的近两年里，所长在家里等着看我的实际行动，我却象个傻逼似的只知道埋头苦干和交给他一文不值的思想汇报，只有这些是不能够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里去的，所以我在肖铺乡派出所里始终保持了我的清白之身，没能成为党组织里光荣的一员。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在1997年春节，爸爸说你得给所长送点礼搞好关系才能入党啊！爸爸买了瓶五粮液让我带到派出所送给了Q。这瓶酒被Q在过年时用来招待全所同事了，我也喝了一杯。这样说起来我也给领导送过礼，我想入党的动机也并不高尚。党没有接纳我，证明了党组织具有英明的慧眼，不那么容易被蒙蔽。
刚到所里，Q安排我就每天带着联防队员四处巡逻抓赌，约在三个月里罚了有几千元钱，全部上交所里了。Q让我买个呼机，我出去买了个摩托罗拉精英型汉字呼机，所里给我报销了，好象是1300元，号码是2742797。这玩意当时用的人也不太多，别在裤带外晃荡，看起来很威风。1993年两湖管理处里有两个人用汉字寻呼机，当时3000多一台，象一块小砖头别在腰上（比现在的手机还宽大），用的人很神气，完全是大款的感觉。1994年我在巡警队里，看见每个警长队长都公费配了一部中文呼机，当时是2200元，也让民警们羡慕得很。没想到我在1996年也能公费买一部了，而且还是最新的精英型，比他们的老款要小巧多了。
所里还给我了一辆嘉陵125摩托车，我每天骑着上下班，让巡警队里的老同事们觉得派出所的条件真是太好了，对我艳羡不已。因为我是跟同事学会驾驶摩托车的，没有去正规学习交通法规和驾驶技术，也没办驾驶证，所以闹了很多笑话。我第一次学驾驶时还不知如何加减档位就把车挂一档骑走了，我在路上还猛加油门奇怪为何车走得这么慢？我第二次学车胆子就更大了，一口气把车从肖铺骑到黄石家中，把Q所长吓死；他看我久久不回，以为我出了事故，派人分头去找我。还有次在黄石商场路口，交警站指挥台上正面对着我指挥交通，我居然就一直骑到了他面前，交警跳下指挥台拦停我，他看了我警官证后放我走了，以为我刹车出了问题，叫我骑慢点。其实我只知道红灯停、绿灯行，根本不懂交警的指挥手式，不知道交警面对我或背对我就意味着前方禁止通行。
所里只有五名民警，分别是Q所长、指导员陈传胜、内勤李斌、刑警何有志和我。因为人少，所以也没有给民警订罚款任务，有事大家一起上，抓赌抓嫖都一起去；反正所里的日常经费都是从罚款中来，所以大家团结起来搞罚款创收。当时肖铺乡各村里流行用土法洗金（提炼黄金），在王寿湾、江洋湾、峰烈山村这几个村洗金池最密集。具体做法是先建一个水泥的洗金池，将金矿土置于池内用剧毒化学药品氢化钾（俗称砒霜）药液浸泡，然后通过锌丝吸附分解出来的黄金，最后将锌丝用小炉冶炼出黄金。在中国，私人炼金是违法的，肖铺乡派出所就以违法使用剧毒药品对这些非法炼金户每个月处以300-500元的罚款。洗金的药液有剧毒，非常危险。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下雨天，雨水将洗金池积满，毒液随雨水溢到池外地上，牛喝了一口毒水后当即倒地死亡。并且洗金户们将洗过金的废矿土到处乱倒，堆积如山，这些废矿土里含有剧毒，上面寸草不生。下雨天雨水浸泡这些有毒的废矿土，然后毒液再渗入地下水中，对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危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但是没人顾虑到这些问题，村民们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导致村里的炼金户越来越多。
下陆区政府曾经几次大规模组织人员去制止非法炼金，但村民们要么集体对抗，要么在铲平洗金池后重新再建。总之，直到我1998年调离肖铺乡派出所后的一段时间里炼金活动仍在继续。2006年夏天，我还在《黄石日报》和《东楚晚报》上看到下陆区铲除非法洗金池的新闻，看来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当时所里的另一大财源就是跨辖区抓嫖。因为肖铺乡派出所是农村派出所，辖区只有五个村子，所以辖区内没有一家娱乐场所，也不可能存在固定的经营卖淫嫖娼的地点。在离所不远的大泉路上，因人烟稀少，经常有人将车停在路边在车内做爱。这中间有卖淫嫖娼的，也有一些搞婚外恋者，我们将其抓获带回所内，一律按卖淫嫖娼处理。那时黄石有私车的人还不多，有能力开公车出来胡搞的人，基本上是单位的领导或领导的司机，都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一般也愿意罚款了事，只要不捅到单位就行。有一次所里捉到某银行的女领导和男下属在车内做爱，女领导痛快的认罚并替男下属交了罚金共10000元，还提出一个要求：愿再出3000元将讯问笔录买走。Q考虑后将笔录卖给了她。听所里的老民警说：在1994、1995年的晚上，基本上去一趟大泉路就可以带回一对来，一晚上抓两对也是常事。这样罚来的钱都没有进行正规法制裁决，也不给当事人行政罚款收据的，而是直接交到所小金库，由Q具体安排使用。
后来团城山开发区公安分局知道这个信息（大泉路是开发区分局的辖区），也经常去抓；抓得人多了，收获就越来越少了。因为黄石的有车单位或者说爱开车出来做爱的人都几乎被这样抓过了，所以我在肖铺乡派出所里的时候，和同事们去大泉路的收获并不大，大概去五次才能捉一对儿回来罚款。在我记忆中，我抓到过一次政协领导的司机跟领导儿媳在车内通奸的事，由此可见，领导公车私用带来的问题有可能是：司机与领导家人不是一家亲如一家。
所里还有一个财源就是抓赌。辖区就五个村，抓来抓去，爱赌博的人几乎都被派出所抓过一两次。派出所对抓获的赌徒们一般每人罚款500-2000元，罚款额并不决定于赌资的多少和赌注的大小，往往有人打得大而罚款少，因为他和民警熟；也常有人交不出这么多钱，最后只能让他交多少算多少，余款给派出所打张欠条，罚款余额就这样不了了之，民警也懒得去催讨。所里还经常会出现民警和赌徒们就罚款多少讨价还价的现象，像是做生意一样，执法的严肃性荡然无存。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在辖区里带联防队员抓赌，从门缝里看见有四个男人在屋里打麻将，我一脚蹬在大门上，门没踢开但门板掉了一块。一名赌徒看有警察抓赌吓得跑上二楼，他想从二楼跳下去但又不敢，结果扒在二楼的护栏上犹豫时失足坠落，人平跌在水泥地上，胸前摔断了两根肋骨。我当场让另三名赌徒将其抬上警车，送到五医院，用现场没收的700多元赌资预付了伤者的医疗费，并对另三名赌徒说：“这次就不罚你们的款了，你们三个人凑钱把伤者治好就行了。”那三人同意了。我还将自己的警官证押在医院里保证不拖欠医药费。伤者是外地人，只住院一个多星期就逃出了医院，伤还没全好；他怕我等他伤好后再捉他去罚款。
这样频繁抓赌的后果就是：警民关系恶化，村民们对派出所民警产生仇恨心理。平时村民们对民警们表面上很敬畏，总称呼民警为×干部、×警官，然而关键时候一到，村民们就不客气了。比如1997年夏天，下陆东钢厂长朱宪国组织厂里的工人们与老鹳庙村的村民们群殴，我所民警前去制止，结果Q被村民打得眼睛充血、警服背部被雨伞尖刺破、腰部受伤。教导员陈传胜被村民咬伤手部，中文呼机被打掉。村民们事后借口说分不清东钢经警和派出所民警（当时民警和经警均着绿色制服衬衣，但警衔标志明显不同），其实问题在于所长、指导员平时经常到村里抓赌，所以村民们趁乱报复。我那次没在场，去了也许也会被村民攻击。
关于朱宪国我想补充两句，这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东钢以前管理非常混乱，厂外的村民们经常在晚上成群结队到厂内偷煤偷废钢（几乎是明抢），厂保卫科根本制止不了。厂周围的村子也长期性免费搭车使用厂内的水电资源。朱宪国当了厂长后，大力整顿厂内生产秩序，比如说某些厂区不准骑摩托车进入，进入厂区要带出入证等，还剪掉了村民乱接在厂电网上的电线；不久后就没有村民敢到东钢内偷偷摸摸了，村民们（包括下陆的黑社会）也不敢骑摩托车在厂内横冲直撞了。朱治厂的原则就是铁腕政策，谁犯规谁下岗，他还亲自带工人跟村民打架，自己也被下岗的工人打过，但他仍不改变策略。大多数郊区的大型国营企业都会被附近的农民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敲诈，（这被称之为靠厂吃厂）这种工农矛盾是中国常见的问题和现象，朱用暴力来反对暴力，这是好是坏，我没有研究，不敢下判断，但在治厂上是实用和有效果的。
肖铺乡派出所的主要工作就是搞创收，日常的警务工作并不多。记得有一年（好象是1997年）统计，全年出警（110）7起，处理治安案件14起，所以肖铺乡派出所在后来被撤消了，和老下陆派出所合并。我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接待一下办理户口的村民，有时带联防队员下乡去清查一下暂住人口，收取暂住费。记得当时对暂住者均登记身分证并拍照，再收取年度暂住费65元。随后我们发信到暂住者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查暂住者在当地是否有犯罪行为。在我工作期间，还真的帮外地警方抓获过一个在逃的诈骗犯。大多数暂住者都很穷，所以收暂住费也不是那么顺利，经常上门三次还收不到钱。有时我甚至将暂住者的自行车、电饭煲一类生活用品收到派出所，用这种方式催收暂住费。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太过份了。中国人为何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办理暂住证和缴纳暂住费？这完全是一种不合理的掠夺。但当时就是有这种暂住证制度，所以我也是掠夺制度的执行者。
被杀死的警察
大约在1994年深秋，我参警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名巡警机动队民警被人谋杀了。死者叫严俊，当年约27岁。严俊是和我一批参警的，一起在警校接受培训，但我们之间没什么交往。他长得高大结实，，人看起来有一点凶相，身手也不错，一般人是打不赢他的。
当天晚上严俊和机动队的同事们一起喝酒，然后开车出来，车在金花大酒店附近时，严俊收到一个呼机，他说下车回电话就和同事们分手了。在19：00时许，有人看到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男青年跌跌撞撞的跑在市府路上，没有人追赶，他自己一头栽到在医药公司附近的人行道上。他就是严俊。严俊倒下的地方据巡警一大队约二十多米，那地方附近还有一个公汽站，但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多，也没人注意这个趴在地上的人，包括我在内。当晚我到大队备勤，约19：30时我路过严俊身旁，他面朝下趴着，就象一个喝醉酒的人。我碰到巡警支队民警段文忠，他说前面有个醉汉睡在地上，你把他送到医院去吧。我说我一个人哪儿背得动这么大块头的人啊，反正天也不冷，就让他睡醒了自己回家吧。
后来又有来备勤的民警段彬彬和徐江华来了，我们一起把严俊扶起来，严一动不动，徐江华用手背在严的鼻子在试了一下，说不好，这人没有呼吸了。我们都紧张起来，正好来了辆中巴，我们把严抬上车开往三医院抢救，实际上这时严己经死亡。因为天黑和慌乱，我并未认出他就是严俊，而段和徐本来就不认识严俊，所以直到上车后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警察。在车上，段从死者身上摸出钱包，看到钱包里有一张叫严俊的警官证，我说他（死者）居然偷了严俊的钱包，然后我对着昏暗的车厢灯看了死者的脸，发现他就是严俊本人。因为流血过多，他的脸灰白泛青，还有一些变形，不细看，根本就认不出来。我们更焦急了，车一停我们扛起严俊就往急救室冲，将他放在手术台上，医生听了他的心跳翻看他的眼皮后说人死亡15分钟以上了。有人用锐器捅入他的肺部，血液充满肺腔让他窒息而亡。因为伤口小，并没有多少血液流出，仅仅染湿了羊毛衫，加上外面穿的是皮夹克，所以他在地上趴了近一个小时也没人觉得有什么异常。不知是谁出门打110的，约15分钟后，当时的市公安局局长赵志飞赶到了三医院，其后巡警支队、机动队的领导和民警也赶了过来，其中有民警说，晚上还在一起喝酒，才过两小时就听说他被杀了，这太让人不敢相信了。
第二天上午，在阳光下，我看见我的衣服沾染了一小块血迹，想一个人死了，就这么迅速。因案因未查明，无法证实严俊是否是因公殉职，所以安葬时也没授予他烈士称号。此案一直未破，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应该是变成死案了。
一个逃出法网的抢劫犯
1997年，肖铺乡派出所破获了一起抢劫案。有四名犯罪分子蒙面持刀用踢门入室的方式，抢劫了炼金户的锌丝。我所民警根据线索综合分析，在某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两名。Q所长当时交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让我单独提审，事先Q交待我说：此人坐过牢，有丰富的反侦察经验，并且他还有病在身，让我审讯时不要用刑，以免打出事来。
我讯问时该犯罪嫌疑人果然拒不交待，于是我将其双手铐在窗栏上站立，然后开始与其对话，在巧妙攻心约二十分钟后，该人开始交待问题并说出了另一名同案抢劫犯。其后我所民警连夜去抓捕第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后经审讯，刑警何有志巧问他：“明明还有一个人，你怎么不交待清楚？” 结果第三名犯罪嫌疑人交待出第四名在外面望风的同案犯来。我们又在天亮前将第四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来这起案件破得非常漂亮，仅用一个晚上，就将同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其中三名供述了犯罪事实，并起获了凶器和赃物；可以这样说，这起抢劫案基本上查清楚了，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交不交待犯罪行为都无所谓，依然可以以零口供对其批捕并依法打击处理。但问题就出在第二个犯罪嫌疑人身上，Q和其他民警认为别人都交待了，铁证如山，就更要让第二个犯罪嫌疑人交待了，否则会显得自己沒有水平。偏偏第二个犯罪嫌疑人比较硬或者是他认为同伙们都跟他一样坚强，总之他是打死也就是不说。
因为我没有参与对他的审讯，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下令把第二个犯罪嫌疑人的双手铐在办公室木窗的最高格铁栏上，让他仅用脚尖站立的；反正他的惨叫声也助了我对犯罪嫌疑人攻心政策的一臂之力，让我审讯的人更痛快的交待了问题。第二个犯罪嫌疑人最终也没有交待任何问题，在吊了几小时后被放下来了。
经下陆检察院批捕后，四个犯罪嫌疑人进了看守所。第二个犯罪嫌疑人有个亲戚是看守所民警，该民警巧妙的指点让其装作右手腕被手铐吊伤，并以此理由控诉肖铺乡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此事搞得派出所极为狼狈，Q所长曾单独找我谈话，说我是所里最年青的民警，要求我个人将此事承担下来，为全所作出牺牲。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Q的要求，说当夜我审讯的是谁，有讯问笔录为证，我不可能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承担责任。其后此事的责任被推到某联防队员身上，向上级汇报为：“审讯时犯罪嫌疑人××用头部撞窗栏自残，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所以民警将其双手铐在窗栏上使其无法动弹。随后民警外出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时，负责看守的联防队员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忘了将其放松，导致犯罪嫌疑人手腕部受伤。”此后同案的其他三名犯罪分子都经下陆区法院审判入狱服刑，而此人则因受刑讯逼供手部至残的原因释放。经私下协商，所里赔偿其医药费、致残损失费7万多元，其中看病花去约5万多元，现金赔偿其伤残损失2万多元。
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我所民警带其到武汉市同济医院冶疗时，他老婆居然要跟着去武汉逛街，我们说警车里坐不下了，只有车后的铁笼空着，他老婆就毫不犹豫的钻进铁笼里跟我们到了武汉。我们带他看病，他老婆逛商场，中午他与老婆还和民警一起吃饭，他还和民警们互相敬酒，一付不打不相识的好朋友模样。回黄石时他老婆也是坐在铁笼里回来的。为什么他和他老婆的心态这么轻松呢？因为他的手根本没事，全是装的。他就是靠伪装手部致残，不仅逃避了法律的惩罚，还得到了派出所两万多元现金的赔偿。因为此事，肖铺乡派出所被摘去了五星级派出所的牌子，Q所长也被分局领导批评，但全所民警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受处分。我几年后在文化宫后门碰到了这个未受审的抢劫犯，他用右手抱着约四岁的孩子，（他以前老装出右手掌伸不直，连个杯子也无力端起的样子）他看我盯着他的右手看，不好意思的对我笑了一下，走了。
当时下陆分局还发生过一起更严重的事件，分局刑警队民警J抓获了一名可疑人员，J用冲锋枪戳着嫌疑人的肚子说，你不把事情说清楚，我就对你不客气了！J没想到枪里还有颗上了膛的子弹，枪经碰撞走火，子弹突然射进嫌疑人的肚子里。J当场吓傻了，幸亏五医院就在分局对面，赶快将伤者抬到五医院抢救，花了两三万元（医药费和赔偿金）后，总算救活了伤者，也救了J自己。事后J只挨了个处分，如果伤者死了，他也就只能脱下警服入狱了。从这一点来看，J是个幸运儿。
吴幼明的六点声明
户籍警书信揭管理漏洞：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 | |
| 2006年08月18日 21:11:54 来源：南方周末 |
吴幼明的工作近照 周丽／图
编者按：8月13日，《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收到湖北一位警察的来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目前存在的漏洞作出了分析，兹摘登如下：
南方周末编辑部：
我叫吴幼明，男，1974年出生，一级警司，警号湖北005676，现为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区公安分局西塞派出所风波港村责任区警察。我于2006年2月20日被安排到风波港村，通过日常对村民们的走访调查和村干部提供的数据，我发现该村存在很多死亡居民未销户、活着的居民未上户的不正常现象。这些问题在其他村同样存在。这不但不利于派出所准确掌握辖区居民的人口数据进行治安管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死人为何不销户
这些未上户居民无法办理居民身份证，没法参加高考、参军、报考公务员、买房子，甚至没法结婚、办社保……因为公民进行上述行为都需使用身份证，没有户口的“黑人”，几乎无法去干任何一件普通公民轻易就能办的事。
2006年6月26日，我将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整理成表格上报，风波港村死亡后未销户的一共49人，新生儿未上户者34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仅仅是不完全数据，原因有两个：一是我接手该村不到半年，日常工作繁杂，没有深入到每户去调查。二是因这些户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对统计工作不是很配合。
数据上报后，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回音。我知道这不能怪领导，这实际上是个体制问题，并非我们所或者分局所能解决。
这是因为我国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施行的仍是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条例已施行近50年了，社会早已巨变，条例的内容已严重滞后于现实。例如条例第二十一条还有“反革命分子”一词，但这早成了历史文物，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将“反革命罪”取消了。我不知道户口条例为什么不作相应修改或重新制定《户籍法》。
死亡居民家属不主动到派出所去为死者销户，这并不是个新现象，我1996年就碰见过多例，我分析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收费问题。居民到派出所办销户手续时，往往被收取10元或20元的微机费。时间长了，干脆懒得办了，反正死者户口留在户口簿里对家人没什么影响。
2.医学死亡证明问题。农村居民大多死在家中，这样他们就没有医院开具的医学死亡证明；没这个证明派出所就不能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
1996-1998年，我所在的肖铺乡派出所这样来处理：警察每年年终核查一次居民户口，由村委会为死者开具死亡证明，然后警察拿到派出所统一销户。记得当时全所仅五个警察，我是所里唯一的户籍外勤，每年的户口核查工作均由我一人完成，印象中每村年底总要销掉八九个死亡居民的户口。
超生儿童难上户
超生儿童难上户的现象，那时也很普遍，据我调查统计，风波港村居民中未上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超生的，只要他们的父母未缴纳计划生育部门的罚款，他们就无法上户口。根据目前黄石市各公安派出所的新生儿上户规定，孩子上户需要：
1.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
2.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和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
3.父母亲的户口本。
4.父母亲的结婚证。
需特别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部法规或条例规定：居民给新生儿上户口，必须要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或计划外生育处罚完结证明和计划外生育指标证明。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计生部门的证明，你绝对不可能给孩子上户口。这是公安部门配合计生部门工作的一项措施，属于内部规定，也就是不成文法。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以来，在控制我国人口数量方面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按行政法规条款对违反计划生育的父母进行惩处是可以理解的，但孩子是无罪的，如果因父母没交罚款，而不给孩子上户口，这个逻辑就让人难以理解。
户籍漏洞带来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看似严密无比，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是漏洞百出，问题很多。比如说有人曾经将自己的出生日通过某派出所民警轻松的改成了释迦牟尼的生日，以此妄称自己是活佛转世。大毒枭刘招华化名李森青找某村干部出了份假证明，然后以被招商引资的商人名义合法地迁入了广西全州县。此外还发生过很多杀人犯顶替他人身份参军、参警来逃避法律惩处的案例。
死人不销户会带来什么问题？比如说，如果有年龄相近的违法人员拿钱买通死者家属，然后用死者的身份到派出所办理一张真的“假身份证”，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国内畅行无阻。为什么这个简单方法能行得通呢？因为派出所警察绝不可能认识辖区内的每一位居民，连土生土长的村干部都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方法，没准已被很多违法人员实施过了。
另一方面，不给超生的居民上户口，不仅给居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麻烦，同样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麻烦。我顺手举个例子，2006年7月17日《黄石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就披露，多次参与打架斗殴、盗窃的不法少年柯某，因没有户口，公安机关无法查证其真实年龄，因而变本加厉大肆作案，派出所最后只好将柯某带到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对其进行骨质鉴定，柯某年龄为17.6岁，然后对其予以治安拘留十日的处罚。
从这则新闻可以看到，因公安机关没给公民上户口，结果公民违法时，因无法证明其真实年龄而导致公安机关无法对其处罚，最终是花大代价到武汉去测骨龄后，才能对其拘留十日，这真可谓是自己为自己的工作设置障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如果公安机关在面对大量没户口的违法青少年时，都用测骨龄的办法去鉴定他们的真实年龄作为执法依据，我觉得宝贵的公安经费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而且测骨龄的结果并不绝对准确，如果没有户口的青年犯杀人罪的话，用测骨龄鉴定的年龄去判死刑，肯定会有争议的。但如果青年满十八岁杀人，却因公安机关无法证明其真实年龄而轻判，更会让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平性大打折扣。
总之，随着没有户口的青少年日渐增多，这会成为公安机关越来越头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只要公安机关如实给公民登记户口就可以轻易解决。
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也导致我国的人口管理数据不真实，前不久我看到一条新闻，《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里面的数据说，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为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许并没有新闻中所说的那么严重，以中国有68万多个行政村来计算，如果平均每个村有20个死去的居民未销户(注：这个估计很保守，因为我统计风波港村死亡后未销户的居民有49个，这还是不完全数字)，就有1360多万老人(死去的居民大多数都是60岁以上)实际上并不存在，同时还有大量的青少年未上户；这两个数字一增一减，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就要重新考虑了。由此更可以看出准确地统计出中国公民人口数据的重要性，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党和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公安机关应尽的基本职责。
所以我写了这封信，希望公众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2006年是全国公安机关“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三基”工程年，我想如果我们每个社区警察都能抓住这个大好契机，及时发现群众的热点问题并上报，是可以逐渐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并结合群众的智慧来解决问题的。我衷心希望本文的发表，有利于解决这些户口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和信任公安机关的工作。
吴幼明
2006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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