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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经济圈交通发展 侧重“经济质量”着力“圈层影响”

来源: | 2020-07-06 11:43:58

近年来,李后强教授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先后提出成渝博弈论、成渝协同论、成渝轴心论、成渝圈群论等多个学术观点。2019年7月25日,李后强教授在“2019成渝经济区发展论坛”上提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政府决策行为机理探析──以博弈论视角》;2019年11月12日,李后强教授在“第九届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上作题为《成渝轴心论》的主题报告;2020年6月12日,李后强教授在“建设中国科技城 打造成渝副中心──绵阳市深度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讨会”上作题为《成渝绵协同论》的主题报告;2020年7月4日,李后强教授在“推进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高端论坛”上作题为《成渝潼圈群论》的主题报告。现将四个观点的主要内容编纂如下,以飨读者。

成渝博弈论

自古以来,成渝“一家亲”,同住长江头,共饮一江水,成渝两地就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兄弟。但就算是双胞胎也会有差异,成渝两兄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和气质。从文化角度看,巴文化、蜀文化的差异很大。重庆是火锅文化,成都是茶馆文化。一动一静,一快一慢,一硬一软,地域和文化带来的差异使得两地在双城经济圈里扮演着不一样角色。

以往的格局是,成都背靠青藏高原的优势,向西辐射云南、青海、西藏等,成为西部资源人才与物流的重要枢纽结节;而重庆靠近四川盆地东侧,依托长江,向东发展,广泛联络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力图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如今,随着双城经济圈的横空出世,曾经的“拔河效应”必须向“相扑效应”转变。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在当前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背景下,四川、重庆两地政府如何构建协同互动、共建共享的合作机制。

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中获得启示。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赛局理论等,主要研究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考虑游戏中的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成渝两地竞争态势主要表现在发展战略、发展实力、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等方面。成渝两地政府的政策供给者、接受者均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潜在动力,两地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存在博弈行为,主要体现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等方面,其中,以生产要素集聚为主的经济利益竞争居于基础地位。

两地政府开展竞争、博弈的重要策略就是出台优惠政策尽可能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特别是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和充裕的资本。采用竞争的博弈策略,两地政府目标效用支付和社会福利支付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相反。“零和博弈”竞争策略在成渝两地双城经济圈建设没有出路,构建协同互动和共建共享合作机制的“双赢博弈”才是理性的和必然的选择。差异协同是关键,细分市场是手段,科学确定GDP值和税收的分配比例,建立跨区域联合决策机构、充分听取人大代表及各方面意见、取得上级领导或政府支持和指导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可选择路径。

成渝协同论

经济圈的发展,就是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协同论”亦称“协同论”或“协和论”,是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提出,研究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被誉为“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达尔文主义”。

应用协同论研究城市经济圈,序参量是GDP,慢变量是科技创新,最小熵原理是发展环境的优化,自组织是内生动员及协作结构。我们提出“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圈协同发展的‘九量’法则”:城市的体量是基础性指标;经济的总量是关键性指标;科创的能量是引领性指标;人才的质量是内生性指标;主体的增量是趋势性指标;环境的容量是限制性指标;文化的声量是粘附性指标;战略的考量是全局性指标;自身的变量是差异性指标。

利用通量方程可以分析城市圈的要素流动和耦合度,成渝地区目标要明确、方向要一致,在合作领域上要拓宽渠道,在合作深度上要增加流量、提高嵌入度、提升交换频率;政府是协同的推手,产业是协同的载体,人才是协同的关键,市场是协同的基础,文化是协同的灵魂。只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发展,实现从“竞争关系”“捕食关系”到“共生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我们认为,成都、重庆、绵阳是“科技金三角”(如图),内切圆是畅通度即协同度的大小,外接圆是辨识度即知名度的大小。

另外,我们还提出绵阳城市发展方程,开放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协同化程度越大,发展速度越快。

注:

P──Population,表示人口(特别是人才)。

L──Law,治理体系现代化(特别是法治保障、产权保护)。

E──Environment,环境(生态环境、营商环境、生活环境)。

T──Technology,科技、创新。

α、β、λ、ξ为指数,标志人口、法治、环境、科技对总结果的边际影响力,α+β+λ=1,ξ≥1。

Gm──Geography,地理常数。

Od──Degree of Openness,开放化程度,Od∈(0,1),是时间的函数Od(t),包括交通体系、文化交融、产业国际化程度。

Md──Degree of Marketization,市场化程度Md∈(0,1),是时间函数Md(t),包括企业发展状况(数量、质量,竞争力)、产品辨识度和知名度。

Cc(t)──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合作化程度。

Sd(t)──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化程度。

成渝轴心论

成渝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核心,是世界为数不多的“AA型双核型椭圆城市群”,其发展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仅是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处于成渝双核之间的中小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应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将“中部塌陷”变为“中部崛起”。

对成渝来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不是地理界面接壤,而是要形成“化学键”即利益纽带,发生电子(即要素)转移和结构重组,产生新的物质(即合作区和合作项目)。中央要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就是要形成“化学键”,并且是“键能”很高的“化学键”,这样才能唱好“双城记”,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轴心,是轮轴的中心,轴心带则是一个面(即区域)。如果我们把长江经济带比作一根中国发展主轴,那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是西部地区的“功能轴”和发动机。“轴心”这个词强调了重要性、关键性和核心性。我们认为,成渝中部城市就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主轴的“轴心”。在地图上可以看到,成渝中部地带有德阳、绵阳、遂宁、广安、大足、合川、潼南等城市,这些城市各有优势,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实施中可以承担支点作用。这些城市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经济地理等优势突出,完全有条件担负起破解成渝中部塌陷的重任,占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C位”。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应把这些中部城市从“地理中心”变为“功能轴心”。成渝中部城市是成都与重庆之间的第三极、支撑点、联通器、“加油站”,应牢固树立“世上无难事”“缺钱光荣”“英雄都是逼出来的”“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等理念。推进县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把具备条件的县改为区或市,与周边市进行整合,扩大地盘和人口。成渝发展主轴是交通轴、文化轴、生态轴、产业轴、科技轴、创新轴。成渝中部城市要实现“中心”变“轴心”,就要切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发挥激动、转动、带动、联动、互动“五大效应”,产生强大的向心力、辐射力、影响力、催化力、粘合力,建设文旅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调配中心等,特别是要发挥好生产要素配置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作用,凸显强大的心脏功能,做活“心”文化,做大“心”文章。

成渝圈群论

“圈”“群”都是数学概念,分别是拓扑学和群论研究的对象,许多思想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启发作用。比如扩大都市圈和商业圈,培育城市群和产业群,发展“圈群”经济,当好区域“群主”等。成渝地区历史渊源深厚,“圈”“群”特征明显。一方面,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到《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渝地区始终与“城市群”“经济圈”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除成都、重庆主城区两个中心城市群,还有川南城市群、川东北城市群、渝西城市群、达万城市群等多个次区域城市群。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是“成渝双城”,范围含“川渝大部”,侧重在“经济质量”,着力于“圈层影响”。其中“城市群”是基础载体,“经济圈”是辐射范围,“圈”与“群”这两个关键字,构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众不同的标签符号和内涵特质。成渝地区应避免“圈子文化”,要大力发展“圈群经济”。

利用分形理论的DLA(Diffusion-limited Aggregation)模型,分析研究川渝毗邻地区,遂宁和潼南具备争当成渝中部“圈心”和区域“群主”的基础力,应积极拉群、建群、创群,做大交际圈、朋友圈、交通圈、商业圈。同时要优化圈内生态、生活、生产环境,营造宜居宜业、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做大知名度、提升美誉度,吸引更多“圈”内人士、集聚更多高端“群”体。

只有构建多层次的亲密“朋友圈”,共建多领域的“合作群”,成渝地区才能真正实现由“拔河效应”向“相扑效应”转变,由“竞争关系”到“共生关系”转变,促进全方位的资源整合、差异协同、深度耦合,才能加快建成“两中心两地”的目标任务,成为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